军区第一书记与政委

@沙师2157：军区党委书记和第一书记区别 -
许炎19281392739…… 省、市军区党委书记一般是军区政委担任,而第一书记是省、市的党委书记兼任不是现役军人

@沙师2157：省委书记都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吗?
许炎19281392739…… 这个兼任意义重大,所有的省军区第一政委都是省委书记兼任,同理军分区政委都是市委书记兼任.这些机关名以上都是所在地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 这是我们党管武装的体现.这样一来,如果没有第一政委的认可,任何重大的党委决议都不是合法的.这个第一政委才有权利召开党委会议. 虽然平时为了保持部队的统一性,一般他不会出头的.但是关键时候,能用上的!

@沙师2157：军分区第一书记是什么意思
许炎19281392739…… 军分区第一书记是指从各级机关优秀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优秀人员和以往因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尚未退休的干部中选派到村担任党组织负责人的党员.第一书记在乡镇党委领导和指导下,依靠村党组织、带领村“两委”成员开展工作,主要职责任务是帮助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2年以上,不占村“两委”班子职数,不参加换届选举,任职期间,原则上不承担派出单位工作,原人事关系、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变,党组织关系转到村,由县党委组织部、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共同管理.

@沙师2157：大军区有政委为何还要党委书记?大军区的党委书记和政委有何区别?
许炎19281392739…… 政委是军队的职务,党委书记是党委的职务.一般来说,各级职能部门都要建立相应的党组织,军队也不能例外.所以像大军区一级的军队机关内,肯定是要建立党组织的.既然建立的党组织,肯定要选举出党委负责人,也就是党委书记.行政机构和党委不是一套机构,虽然人员可能会有所重叠.

@沙师2157：军队里有书记一职吗?军队里有书记一职吗?如团、师、军里、军区党委
许炎19281392739…… 可以肯定地说:有!连级单位是党支部,支部书记一般由连指导员担任;营以上单位是党委,党委书记大多由教导员、政委担任.各省市自治区的一把手本身就兼着当地军区或警备区的政委一职,所以他们也就理所当然是相应部队党委的一把手了.

红军第七十四师这个番号，而今已不为或少为人知，早就被历史封存住了。

但在“西安事变”前后，这支孤悬于一隅之地的神奇之师，不仅在张学良、杨虎城心目中拥有相当分量，而且成为国共两党密切关注和政治谈判的焦点。

今天，笔者将把这历史的一幕揭示给读者。

1936年12月16日，即“临潼捉蒋”的第四天，张学良集结东北军、西北军主力于渭南方面以抗击“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的进攻。

同时又以一部兵力于兰州、平凉、西峰镇等地，对西路集团军由顾祝同指挥的胡宗南、毛炳文等部“施行戒备”。

为确保“本军之后方安全”起见，张学良于1936年12月17日再次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红军主力给以军事支援。电文如下：

东、来兄：电均奉悉。联军以抗日救亡之目的，现集结主力于渭南方面准备抗战……盼饬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扰敌之后方。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

署名为“李宜”，此乃张学良将军的代号和化名。电文中被指名点将的“陈先瑞”，就是转战于陕南的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毛泽东曾说此人是“红军的陕南王”！

张学良的情报工作很是准确，他没有把陈先瑞的名字弄错。

1936年间，陈先瑞的赫赫大名不只在陕南广为流传，还经常不断地披露于报端。

省城西安的《新秦日报》、《西京日报》、《西京工商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都曾载有剿灭陈先瑞“股匪”的战事消息，但都把陈先瑞误作为“陈光瑞”。

诸如“陈光瑞股匪经痛击后伤亡殆尽”，“陈光瑞股匪流窜到双石铺”，“陈光瑞匪千余人又向山阳、洛南逃窜”之类的新闻标题，五花八门，举不胜举。

当时参与“剿赤”的庞炳勋、李及兰、公秉藩部的《战斗详报》中，也都把陈先瑞与“陈光瑞”两个名字混用，故有“陈氏兄弟俩”的神奇传说。

无独有偶。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46名红军高级将领，在1936年10月26日发布的《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党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中，同样把陈先瑞写成“陈光瑞”，名列第41位。

陈先瑞对此事一无所知，后来也不完全了解其中的缘由：是中央真的把他的名字搞错了，还是出于斗争的需要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两者也许兼而有之吧。

张学良虽在电文中“盼饬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扰敌之后方”，但他则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并不完全了解内情。

实际情况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与红七十四师之间，当时就不曾建立交通联系，军事上根本无法施行直接调动。

因为没有电台联系，对于红七十四师的游击行动，党中央也不可能及时予以了解和掌握。

被张学良所“盼”的陈先瑞部，原来这般如此，不可思议！

陈先瑞是何许人也，红七十四师又是一支怎样的队伍？

陈先瑞，属老虎的，出身牧童，安徽金寨县大阎家湾人，1929年，15岁参加红军。

历任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中队长、二二四团营政治委员、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鄂陕边游击总司令，红七十四师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长，警备第一旅副旅长，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五师十五旅政治委员，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军长为原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军起义的副军长孔从周），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陕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九军副军长。

建国后，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兰州军区顾问。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

这个牧童出生的红军将领，幼时只念过3个月的《三字经》，当上了红军后，先给团长、师长当勤务员、通信员，后在皖西特务大队当过特务员。

这三个“员”，他一干就是3年，同时也造就一种特殊本领∶孤胆作战，机智勇敢，乔装改扮，随机应变。

从牧童到红军将领，陈先瑞军旅生涯的起跑线、转折点，可以说就在陕南战场。

战争岁月，他曾“四进四出”鄂豫陕边，与陕南结下不解之缘。

长征中，他第一次进入这一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1934年12月，陈先瑞随红二十五军由大别山经桐柏山、伏牛山进入商洛山中，时任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

长征入陕途中，在从卢氏县城路过时，他的左腿又一次负伤，随军行动很不方便。

这时，军政委吴焕先决定由他带领该团三营七连共六七十人，于鄂陕边界的陨西、山阳、镇安、旬阳等地，独立开展地方工作，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次年2月下旬，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成立，郭述申为特委书记，陈先瑞为游击总司令。

所辖各路游击师和总部战斗营，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00余众。

4月上旬，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辖两个县、七八个区的红色政权），在山阳县袁家沟口成立。

5月初，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成立。至此，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与川陕和陕北苏区呈三足鼎立之势。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大捷后，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省城西安。7月16日，经由长安县洋峪口西征北上，第二次踏上长征之路。

红二十五军主力走后，敌人仍以20多个团的兵力，其中包括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3个师9个团，对鄂豫陕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斗争形势极为严重。

在此情况下，为了统一领导和集中兵力，被留在陕南的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郑位三）；两特委所领导的地方武装，集中编成红军第七十四师。

1935年10月6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组成，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全师共700余人，编成两个步兵营和手枪团（约百余人）。

危难之秋，陈先瑞肩负起红七十四师这杆战旗。

在与上级失去联系、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七十四师保持和发扬了红二十五军的战斗作风，以灵活机动的“兜圈子”游击战术，忽南忽北，声东击西，飘忽不定，辗转游击。

红七十四师活动范围非常广，在东起豫西卢氏，西至陕甘边双石铺，南到郞西、旬阳，北达长安、户县，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据统计，红七十四师一年来艰苦转战24个县境，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先后打破敌人三次重兵“围剿”。

部队由700余人发展到1700余人，取得游击战争的重大胜利，巩固并扩展了这块来之不易的红色根据地。

独挡一面的游击战争，不仅调动和牵制了敌军10多个团以至20个团的兵力，而且与陕北的军事斗争相呼应，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行动。

“西安事变”前夕，西北“剿总”为恢复西（安）荆（紫关）公路交通，命令驻商县之公秉藩别动队第一支队一部和陕西保安队千余人，向红军发动进攻。

11月14日，红七十四师于商南县富水关，一举打垮公秉藩部的进攻，毙伤敌人近百名。

战后，红军又乘胜北上，横扫豫陕边界官坡、兰草、灵峪口、石家坡等地民团，北出奇兵“闹华山”。

部队在华山脚下转了两个大圈，并派手枪团登上华山，张贴标语，宣传抗日。

他们还在华山脚下登山处刷了两条标语：一条是“陈先瑞到此一游”，一条是“陈光瑞从此路过”，借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

“红军闹华山”的消息不胫而走，搞得当地驻军和保安团队纷纷向西安告急。

红七十四师的作战行动，配合了红军三大主力在西线的胜利会师，以及会师后的山城堡战役。

后来，毛泽东还曾称赞陈先瑞：“红军主力在西线展开行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不错，很好嘛！”

32年后，即1969年，北京军区政委一职空缺，在讨论人选时，毛泽东却说：“当年大闹华山的红军师长在哪？国民党悬赏几万大洋要他的人头呢！”

不久之后，陈先瑞就从北京军区副政委提为政委。

“西安事变”爆发后，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都以为是东北军和西北军闹起磨擦，两家动起干戈来了。

于是，就将部队拉到蓝田县境内，一面派出便衣侦探情况，一面静悄悄“坐山观虎斗”。

历史的转折关头，被称之为“诸葛亮”的郑位三，也只能站在蓝田原上捋着八字胡儿，“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周恩来抵达西安后，即派李涛等人前往寻找和联络红七十四师。

周恩来一行18人是在12月17日晚上，由延安乘飞机到达西安的，并住在金家巷一号张公馆。

当晚，张学良即就迫在眉睫的军事局势、部队调动以及红军主力如何协同作战的方案，与周恩来作了紧急商谈。

周恩来就“与张面谈”的内容情况，亲笔草拟了一份电文，于17日晚向毛泽东并中央作了报告。

当时的局势是：南京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已调动大批军队向西安进逼，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华县等地。

东路集团军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其中5个师已经开进潼关、华县，直逼渭南、西安；

西路集团军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则向天水、陇西集中，准备经宝鸡、凤翔协攻西安。

鉴于此，周、张双方商定：为了迎击“讨逆军”的进攻，红军兼程南下，主力先开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潼关西进的刘峙部。

至于“陕南之陈先瑞向卢氏、灵宝一带出击”的作战行动，因为无法实行调动和指挥，只好暂缓时日。

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周恩来才根据张、杨所提供的可靠情报，果断决定由李涛带领张国华、龙飞虎两人，并携带电台一部，前往蓝田县境内，寻找和联络孤悬于一隅之地的陈先瑞部。

李涛30岁出头，湖南汝城县人，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军委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等职，乃是一位集敌工、统战工作于一身的行家老手。

张国华、龙飞虎同是江西永新县人，二十二三岁的精干青年。

张在红一军团教导大队当过政委，龙在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侦察科当过侦察员、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侦察科当过科长，两人都是经历不凡的老红军。

然而，他们三个外路人，说话口音与当地的“秦腔”很不和谐，人生地不熟的，将很难深入到虎穴之地。

就在这时，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负责人谢华，向中共代表团推举了一名青年向导，此人就是鲜为人知的杜瑜华。

杜瑜华作为联络陈先瑞部的关键人物，似乎也是历史的巧妙安排。

这个身材矮小的壮实汉子，时年二十三岁，南郑人氏，中共地下党员，曾在陕军警二旅四团九连从事兵运工作。

1935年，他与九连连长何振亚秘密策动兵变，将该连拉到秦岭山区，单独行动打游击。

因为没有与上级党组织接通关系，遂与红七十四师建立联系并相互配合，双方划分了活动地域，定期联络通报情况，红军还在枪支弹药和粮饷方面给予资助。

陈先瑞曾被杜瑜华请到该部讲话，并授予“陕南抗日第一军”番号，何振亚为军长，杜瑜华、沈启贤先后任参谋长。

何部在军事行动上接受红七十四师的指挥和帮助，但在党的组织关系方面，同时又受中共西北特支的领导。

1936年12月，杜瑜华由宁陕县北出洋峪口抵达西安，他在向中共西北特支汇报部队情况时，“西安事变”爆发，谢华即将他推举给罗瑞卿，担当寻找红七十四师的联络员。

1936年12月18日晚上，杜瑜华来到金家巷一号张学良公馆内，罗瑞卿找他谈话并交待任务，要求他必须以党性保证完成。

受领任务后，杜瑜华就带着一封秘密信件，独自前往蓝田境内，先与陈先瑞接头联系。

第二天拂晓，杜瑜华化装成进山挑山货的脚夫，急急忙忙起身赶路，当晚在蓝田县城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时任第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旅部住了一宿。

杜瑜华通过关系了解到了红七十四师的活动区域，立即赶到黑龙口，便与红七十四师接上头。

因为任务紧急，他把密信交给陈先瑞后，便又马不停蹄返回西安。第一次化装进山送信，来回只有三天，够快的了。

罗瑞卿在了解了送信经过以后，这才决定由杜瑜华带领李涛等人一行，前往红七十四师工作。

李涛身着国民党校官军服，头戴瓜皮帽，鼻梁上架着黑边眼镜，手执一根时兴的文明棍，道貌岸然，气宇不凡。

张国华、龙飞虎两人，都是便衣便服，以随从卫士相跟其后。四五个电台工作人员，原是临时配属的东北军官兵，他们都是原有的军服着装。

这些无线电操作者们，只晓得跟随“李长官”执行特别任务，一路上也弄不清李涛和张国华、龙飞虎三人的本来面目；

对于杜瑜华，只知其是个负责带路的向导。

两天以后，杜瑜华将李涛一行七八个人，安全带到红七十四师驻地——蓝田县坝源乡大龙庙。

之后，他立即又返回西安，根据中共西北特支的指示，由洋峪口进山去联络陕南抗日第一军。这是后话，暂不赘述。

那封由杜瑜华事先送来的密信，原是周恩来副主席亲笔所写，信中指示红七十四师就地待命，暂勿行动，等待中央派李涛同志来传达有关精神。

见信后，陈先瑞很是高兴，可他对周恩来又一无所知，李涛也不知是何许人也，心中不免将信将疑，难以弄个明白。

周恩来这个名字，对陈先瑞、李隆贵都很陌生，闻所未闻。

艰苦岁月，由于各个根据地的山头阻隔，加之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除了“朱毛”两位红军首领，而很少知晓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物。

事到临头，陈先瑞不能不信，可也不敢轻信。

“先瑞同志，疑神疑鬼莫疑人，周恩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特委书记郑位三成竹在胸地说。

郑位三说，他虽然不曾见过周恩来其人，但从沈泽民、郭述申、陈赓等人口中听说过其人其事，传得神乎其神的。而且非常肯定地加以证实：

“程子华就是受周副主席的委派，从中央苏区来到鄂东北，我们在一起住过俩月，时常谈起周恩来的情况。”

“程子华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们省委才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了陕南这块根据地。”

“至于李涛，我们谁也不了解他是个光脸还是麻子，等他来了以后，再作了解审査！”

老谋深算的郑位三，早年在武汉上学读书，本是1925年入党的老资格。

他参与领导过黄麻农民起义，担任过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候补委员、省委常委兼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和游击总司令，长征中为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后，他以鄂豫陕特委书记的绝对权威，对红七十四师实行全面领导，坚持了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

包括陈先瑞在内的全体官兵，都把郑位三尊称“位老”，一致公认他是红七十四师的“诸葛亮”，能掐会算，料敌如神；

红七十四师能够立足陕南，独挡一面，都多亏了这个摇羽毛扇的“诸葛亮”。

而郑位三却不由得捋着八字胡呵呵一笑：“在陕南，我本人也曾亲临火线，冒过凶险，但却没有朝敌人开过一枪。呵呵，我本来就不会打枪嘛！”

陈先瑞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接到周副主席的信，我们就地待命，耐心等了两三天。第四天，李涛穿着国民党的军服，拄着个文明棍，随身带有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来到蓝田县大龙庙。

当时，猛一见到这一行七八个着装混杂的人，我们心里真有些不敢相信……

于是乎，即在李涛一行到达时，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招待会，摆了两桌核桃、枣儿、柿饼、花生之类糖果，为这一行来者接风洗尘。

郑位三、陈先瑞特意陪同李涛、张国华、龙飞虎三人围坐一桌，另一桌电台机要人员，则由政委李隆贵作陪。

招待会上，大家边吃边喝边聊天，郑位三却不断把话题引向他所关切的事：

例如，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情况，打了哪几个胜仗，领导人有无伤亡？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人，现在的情况如何，他们在担负什么职务？

诸如此类，多不胜数。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和盘问，事实上都带有“火力侦察”性质，借以考察李涛等人的真实面目。

而李涛和张国华、龙飞虎三人，都来自中央红军各个部队，对红二十五军及其领导人的情况知之很少，但还是就其所知作了回答或情况介绍。

交谈中，李涛似乎觉察到什么似的，特意讲了徐海东在红军东征时骑马碰掉两颗门牙的事。

他说毛主席还在团以上干部会上开过一句玩笑：“如果说东征遭受损失的话，我们十五军团徐海东军团长，还丢掉两颗门牙！”这笑话在红军中广为流传。

“你们问的那个郭述申，他的湖北口音很重，讲话文质彬彬的，我们同在红大学习过，见面都喊他郭大个子。”李涛机警而认真地作了介绍。

陈先瑞忍不住追问一句：“韩先楚、刘震呢，你知不知道他俩的情况？”

“这两人都是师以上领导，我知道”李涛说，“韩先楚现在是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师长，刘震是七十五师政委。”

并讲了两人的长相特征，以及‘刘歪嘴子’这个外号。

陈先瑞这才坚信不疑，高兴地说：“我和韩先楚、刘震是一个班的，我当过他们的班长！”

陈先瑞当时能够当上班长，并跟刘震、韩先楚结合在一起，说来也有一段曲折经过∶

1932年10月，陈先瑞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他参加了枣阳地区的两次战斗。

谁知，就在部队向豫陕边紧急转移时，他突然病倒在地，被留在一座土地庙内，烧得昏迷不醒。

等他清醒过来，四周围空空荡荡的，部队早已走得无踪无影他身旁只剩下5块大洋和一封信，信中让他醒来后就地隐蔽。

陈先瑞想去追赶部队，可怎么也走不动，更不知部队去向；有心返回苏区，身边又没个伴儿，也不熟悉道路。

他满腹怨气，责怪领导没有及时拉他一把，可领导又在哪里？此时此地，他只能自己领导自己。

三个“员”的战斗经历，给他增添了不少见识和斗争勇气，使他从困境中想到如何生存和追求希望之路。

他不由把牙一咬、心一狠：返回苏区，再当红军。于是就告别了土地庙，找到一家好心的穷苦人家，给他五块大洋，让他帮忙治病。

有人盘问，他只说被“中央军”抓住拉夫，给个连长挑行李，半路上病了，才流落在此。

过了些天，他身子能够走动时，这才提着个讨饭篮子，拄着个打狗棍儿，一步一步地往回走。

一路上，他绕开大路走小道，不进村庄住破庙，晚间常钻在柴草堆里过夜。讨不着吃的时，就偷偷摸摸地扒几个地瓜，填填肚子。

这样走了半个多月，绕过敌人一道又一道关卡，终于回到河口镇以北地区，找到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

“呵呵，又一个革命的坚决分子，从铁路那边回来了——归队啦！”

当时任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郑位三，对这个远道而归的红军战士，大加称赞了一番。

随后又详细询问了陈先瑞的出身经历以及返回途中的种种情况。陈先瑞都如实予以回答。

郑位三不由笑道：“年龄小，出身好，能够随机应变，对付各种复杂情况。呵呵，是个执行特务工作的战斗骨干！”

陈先瑞就这样被分配到鄂东北道游击队特务四大队。他头天报到，就被指定为班长。

刘震是湖北孝感刘家嘴人，1931年参加红军，当时在陂孝北（黄陂、孝感北部）游击队当战士。

由于他说话口音地道，熟悉活动区域情况，作战又很勇敢，因而被挑选到特务四大队，编在陈先瑞班。

韩先楚则是在半路上“收容”归队的，他原来是红二十五军营部副官，有一次，领导上派他打前站，为部队安排宿营。

半路上，韩先楚跟敌人遭遇，就在山林里躲避起来。他躲过了敌人，可也跟部队失掉了联系，后来正巧遇到陈先瑞带队路过。

一个班出了三个开国将军，成为我军军史上的一则美谈。

扯远了，李涛讲了红十五军团的情况后，打消了红七十四师的顾虑，双方坦诚相见，举杯洗尘重开宴。

李涛作为周恩来的特使，传达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

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他们成立了陕南军委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七十四师对外改称“南路抗日军”，军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

张国华被安排在司令部担任科长。龙飞虎原本是周恩来的警卫员，周派他跟随李涛执行任务，就成为李涛的贴身卫士。

说来有趣，李涛、张国华、龙飞虎三人，1955年授衔时依次被授予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至此，独立坚持陕南游击战争的红七十四师，在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副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行动。

部队稍加整顿后，即按张学良所提的作战方案，挥师东进到潼关、灵宝之间，协同友军肩负起“扰敌后方”的战斗任务。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即将张学良监禁起来，并纵容何应钦再次调集25个师，从1937年1月初起，分路向西安推进。

转眼之间，内战阴云重新笼罩在陕甘上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局势极为严重。

在此情况下，按照同杨虎城商定的联合作战计划，红军主力进到西安以北的淳化、三原、耀县地区，以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

与此同时，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审时度势，于1937年1月3日晚致电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红军第十五军团应出陕南！

其实，毛泽东在红军西征时就以军事家的战略眼光，看好陕南这一“影响数省之战略区域”。

他在1936年5月18日下达的《西征战役计划》中，就曾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派出陕南，规定于5月25日以前完成一切南进的准备行动。

并将该军与“陈先瑞军”并列为“陕南部队”，以策应“西方野战军”的行动。

后因情况有变，遂于5月29日电示红二十八军“暂缓派出”，这是毛泽东最初构思过的战略意图。

当前，在国民党可能重新发动内战的紧急关头，为保证红军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挫败敌人大打内战的企图，毛泽东即刻又将目光投向陕南，决定了红十五军团的行动方向。

这一重大的战略构想，虽然不曾完全付诸实施，但却不失为出奇制胜的一招高棋。

就红十五军团出陕南的战略意义和具体实施步骤，毛泽东接连又发出数封电报，内容如下：

十五军团立即由咸阳经蓝田直开商县，有协同友军固守该城待援击敌之任务，请即取得杨（虎城）之同意。

杨虎城与徐海东之间，正好应了一句成语：“不打不相识”。

徐海东原是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长征进入陕南后，曾将十七路军的第一二六旅和3个警备旅打得一败涂地，“悍匪”之威名为之大震。

徐海东在杨虎城的心目中，可以说是惧怕与爱慕交集，元凶与战神并存。

时值中央军大兵压境，杨虎城不只是同意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还亲自到咸阳迎接和慰问徐海东，给十五军团补充了一批弹药和棉衣。

杨虎城还将他驻防蓝田、商县的独立旅交由徐海东指挥。这也是“西安事变”中的一个奇观！

英勇善战的红十五军团，是由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组成，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

1937年1月初到达咸阳后，即奉命以“西北抗日联军南路军”的旗号，于1月11日从咸阳出发，经长安向蓝田前进。

行军途中，周恩来于13日致电彭、任：“依毛（泽东）令电十五军团明日继续向商县前进勿停。”

毛泽东亦在同日电令“十五军团即向商县前进，勿在蓝田停留”。

军委主席团14日电令：“十五军团务于十五日赶到商县。”

15日，军团直属队和七十五师到黑龙口，另两个师当天赶到商县。

与此同时，李铁军部第九十五师已进至商县的夜村、商洛镇、龙驹寨（今丹凤县城），李默庵之第十师进至洛南等地。

敌分两路而至，情势迫在眉睫。红十五军团前方部队均已进入阵地，与敌对峙，完全处于紧张的临战状态。

在此期间，周恩来电令红七十四师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并归红十五军团指挥。接到电令后，红七十四师即由潼关、灵宝之间掉头南下，直奔商县。

1月22日下午，两支部队在商县胜利会师。红十五军团直属队列队欢迎，敲锣打鼓，高喊口号：“欢迎红七十四师胜利归来！”

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同志，都亲自接待了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和李涛等领导干部，并对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陕南的游击战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称赞。

当晚，还举办了联欢晚会，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黄镇等人，都亲自登台演出节目，热烈欢迎红七十四师指战员们。

独树一帜的红七十四师，原本就是红二十五军这根藤上开出的一朵花，结成的一个瓜。

有人甚至还说：“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产下的一个蛋！”两支兄弟部队之间，就有那么一种近似血统关系的历史渊源。

陈先瑞当时也是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他曾说：“和十五军团会师后，我们都以为是划归红十五军团建制，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

然而，整个局势变化，又是那么复杂……为了跟国民党讨价还价，想不到毛主席又把红七十四师当作陕南的土著部队，单独又留在了陕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有关各方军队的驻地问题，按蒋介石的条件达成协议：东北军移驻豫皖地区，十七路军驻防渭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陇海铁路沿线，红军仍返陕北。

而在红军的驻防问题上，“陕南红军”又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之一。

1月下旬，即就红军的整编、驻地、经费、给养等问题，开始了讨价还价的反复谈判……

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给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的电报中就红军经费困难、所驻地区粮食极少，久驻绝无办法等因，指出：

要求蒋介石“再次指定驻地，并允许按月发给经费。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

“红军一部驻在陕南”，这在军事战略上仍是最为理想的上策。

试想：红军如果全部退回陕北，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两侧皆有黄河阻隔。而蒋介石当时又不肯亲笔书信表示停止“剿共”。

假如内战再起，“则红军束缚于渭水黄河之间是很危险的。

因此，党中央认为，必须以在陕南留一部红军驻防为条件，以防内战再起时，以便与陕北红军相呼应。

只有这样，红军才不至于陷入进退失据的危险境地。

但是，蒋介石却一再拒绝红军留驻陕南，甚至连坚持在陕南的红七十四师，也想乘谈判之机令其开到陕北。

潘汉年1月26日就红军驻防谈判情况电告毛、周：如我方肯退出陕南，彼方方能谈及目前给养与资助；如认为陕南地区不能作让步，资助事无从谈起。

蒋介石居然以“给养与资助”加以要挟，强迫红军退出陕南。

毛泽东、周恩来29日电复潘汉年：“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终于作出红十五军团撤出陕南的重大让步。

红十五军团出兵陕南的军事行动，在配合政治谈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还完成了三件大事：

一是实现了与红七十四师的胜利会师；

二是扩充了1000余名新兵，其中包括李默庵部第十师五十七团一连在洛南阵地前哨起义、投奔红军的20余名官兵；

三是将陕南抗日第一军编入红十五军团战斗序列。

在杜瑜华的奔走联络之下，何振亚、沈启贤领导的陕南抗

日第一军（700余人），因给养和棉衣无法解决，当时已由宁陕县境开到洋峪口，按中央军委指示调归红十五军团建制。

后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团长何振亚，政委李雪三，参谋长沈启贤，杜瑜华任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

何、沈二人编入红军后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月4日，红十五军团从商县向北撤退后，蒋介石于2月6日写给刘峙、顾祝同的手令中称：

“严令陈先瑞部限期撤至陕北，否则作为其无诚意之表示也。”

在跟顾祝同（时任西安行营主任）的谈判中，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同其再三说明，陈先瑞部“是陕南土著部队，不愿意开渭北，无法勉强”，“坚持该部留在陕南。”

这支“无法勉强”的红军队伍，最终迫使顾祝同表示认可。

2月8日，红七十四师由商县移驻镇安、柞水、宁陕三县。

这时，部队整编为三个小团，扩大了400名新兵，全师共2100余人。一切粮秣物资供应，均由陕西省政府供应，勉强可以维持。

4月初，因粮秣供应困难，经报中央军委同意，部队开到长安大峪口一带驻防整训。

“七七”事变后，红七十四师于8月20日从大峪口出发北上，经由咸阳开赴三原进行改编。

驻地群众都依依不舍，自动携带礼物夹道欢送，有的老太太流着眼泪说，活了一辈子，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

当部队路经咸阳大桥时，成千上万的人在桥头两边观看，其中不乏国民党军政人员。

后来才知道，敌第49师师长李文当时曾化装成群众，混在围观的人群中看我们。他要亲眼看看活跃在商洛山中的红 74师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为什么经过多次的围、追、堵、截都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多，越战越强。

他无可奈何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哎！真是一支神奇的部队！”

1935年7月到1936年12月，红七十四师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歼灭敌人正规部队与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人，缴获各种枪 3000余支，取得了鄂豫陕游击战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红七十四师最初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后为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先后在陕北各地驻扎到1944年。

在延安，周恩来曾对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讲过:“将这支部队留在陕北有两个目的：一是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二是一旦斗争需要，还要将陈先瑞派往陕南。”

事实上，在1946年中原突围到陕南、1947年战略反攻到陕南和1949年解放陕南，陈先瑞及其所部又经历过“三进三出”陕南的艰苦转战，与陕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6年，陈老将军逝世后，他的部分骨灰亦撒入陕南这一方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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