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有没有实权

@扶呼1342：同是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谁的权力更大呢? -
匡可17159308705…… 同是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谁的权力更大呢?各位,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它涉及到的是历史类的话题,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题,很接地气.其次,这个话题比较轻松,所以是个难得的好题目.最后,作为文字工作者,小编认为,我们在阐...

@扶呼1342：军统和中统哪个权力大?军统和中统哪个权力大
匡可17159308705…… 中统是国民党党中央的情报机构.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情报机构.所以还是中统的权利比军统的权利大的

@扶呼1342：重庆政府和军统的关系 -
匡可17159308705…… 军统,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简称,是中华民国时期情报机关之一,也是中国国民党党务部门“中央党部”的一个执行机构.军统局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与“党务”有密切关系.蒋介石是军统局的实际控制者.戴笠是军统局局长,掌握军统的实权,直接对蒋介石负责.重庆政府是中国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设立的统治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集团.

@扶呼1342：中统军统有什么区别?
匡可17159308705…… 中统和军统的区别在于:工作任务不同、所属机构不同以及管辖领域不同.中统的工作重心是监控国民党机关内部情况,控制社会舆论和思想.军统主要任务是收集各类情报、对军队监视整治,对敌对势力逮捕暗杀.中统与军统并称国民党两大...

@扶呼1342：中统、军统发展的规模?哪个厉害?
匡可17159308705…… 在对待日寇和共产党的问题上应该说都很厉害.军统成立于1935年5月,而中统是在1937年9月正式挂牌儿,但这两个组织的形成要早的多,俩者的分工有所不同,中统工作的重点是党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而军统的工作重点在于军事、武装特务和行动.在戴笠和后来的毛人凤的领导下军统的实力逐步超过了中统,军统也确实干了几件“露脸儿”的事.

@扶呼1342：军统和中统有什么区别?
匡可17159308705…… 军统和中统是国民党时期的两个特务组织和系统.具体来说, 国民党的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处,后期发展成为军委会统计调查局、国防部保密局,因其...

@扶呼1342：军统和中统有啥区别?
匡可17159308705…… 中统的工作重心是监控国民党机关内部情况;打击一切国民党之外的党派;控制社会舆论和思想.军统主要任务是收集各类情报、对军队监视整治,对敌对势力逮捕暗杀....

@扶呼1342：如何使日常的田间管理更高效、更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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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27日，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解放。当日下午2时，陈毅在上海市政府大楼从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手里接过印信。

从这一时刻开始，陈毅正式成为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

上海曾经只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城市，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在战乱时期，上海租界内的相对稳定，使国内富绅和国际投机分子纷纷涌进这座城市，这也就造成了上海的急剧繁荣。

然而，当陈毅接手上海时，上海的形势并不是很乐观。当时上海大约有1.2万家工厂，但有近70%倒闭；大约有8.2万家商店，但有5万多家关门。

在这里为什么要列举出这些经济数据呢？因为这些数据似乎和本文没有太大关系。

其实不然，“70%的企业倒闭”和“5万家商店关门”，这必然导致上海大量市民失业和物资急剧匮乏，进而导致大量市民缺吃少穿。

加之，繁华都市中历来就有一些好逸恶劳的群体，所以刚刚解放的上海市，拥有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扒手及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这客观上造成了上海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和这些普通的社会闲杂分子比起来，那些国民党遗留暗下的2万散兵游勇、8个潜伏特务组和台湾随时派到上海的特务，才是最令上海公杀安人员最为头疼的问题。

公安人员的这个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接任上海市长不久的一天，陈毅正在办公室审阅文件，秘书给陈毅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的字样。

陈毅接过信封，感到信封沉甸甸的，拆开一看却没有信纸。陈毅抖动了一下信封，只听“当啷”一声，一颗子弹掉在了桌子上。

原来是一封恐吓信！

陈毅淡然一笑，对秘书说道：“我陈毅千军万马都经历过，怎么会被一颗小小的‘花生米’吓倒呢！”说完之后，轻蔑地把信封和子弹随手都丢进了桌旁的纸篓里。

诚然，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陈毅，是不畏惧一封恐吓信的，但是那些奋战在公安战线上的人民干警们却不能不担心。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保卫整个大上海的社会秩序，保卫新生人民政权领导人的安全。此时，上海正处于恢复秩序的关键时期，陈毅市长的安全决不能出一点问题！

就在这时，上海市公安局又抓捕了两名曾经给国民党效力的两个“旧人员”，他们主动交待了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个大阴谋：

大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国民党的强烈仇恨，蒋介石给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达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掉陈毅！

上海市局的公安干警们都知道，毛人凤就像蒋介石的一只猎犬，只要蒋介石下达了暗杀命令，毛人凤一定会全力以赴去执行的。

因此，暗杀特务随时可能会潜入上海，甚至已经潜入到了上海，一定要做好陈毅市长的保卫工作！

就在上海市公安局为陈毅市长的安全担心不已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又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扬帆

蒋匪特务机关近日将派遣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刘全德，带领杀手安平贵、欧阳钦，携电台和特务经费，到上海执行暗杀陈毅市长的任务，希即注意提防。

公安部的这封电报最先到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的手里。

看到公安部的这份电报后，扬帆忍不住想，这个刘全德是什么人呢？毛人凤为何要指派这个刘全德来执行此次暗杀任

此时的扬帆也许还没有想到，此次刘全德来上海执行暗杀任务，不仅仅是毛人凤的意思，更是蒋介石的“点将”。

按照一般惯例，一般的暗杀计划由毛人凤指派杀手就可以了，这个刘全德到底是什么角色，居然能够让蒋介石亲自“点将”呢？这当然要从刘全德的传奇经历说起。

刘全德是江西吉安人，1915年出生。1929年，才14岁的刘全德就参加了红军，由于头脑灵活，办事利索，枪法奇准，没多久就被安排去给红6军政委陈毅当警卫员。

接下来，刘全德的人生非常顺利，他先后入团入党，升为红22军（红6军改编而成）军部特务连长。

如果没有意外，刘全德也许会成为我党一名优秀的战将，然而没多久，一件事情改变了刘全德的人生轨迹。

1933年，刘全德被派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锄奸和保卫。两年后，刘全德在武昌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抓捕，他顺势倒向了国民党，成为了一名“军统”特务。

在我军中担任特务连长的工作经历，让刘全德了解了红军的保卫和情报工作，这段工作经历为刘全德后来的国民党特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同时，刘全德人又年轻，头脑灵活，戴笠对刘全德非常信赖，就把刘全德送到特务训练班接受专门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暗杀、爆破等项目。

经过训练后的刘全德，枪法娴熟，手段残忍，对暗杀、爆炸等破坏活动非常熟悉，所以他很快受到毛人凤、毛森等国民党大特务的青睐。

刘全德的表现确实没有让毛人凤失望。当时军统有一名从事电讯的专员余班投靠了汪精卫，并加入了汪伪政权特务组织“76号”。

余班不仅自己投降，他还把自己知道的“军统”秘密告诉了“76号”，把他认识的“军统”朋友拉入了“76号”，还把“军统”在上海的一个电讯培训学校交给了“76号”。

所以，余班的投降让“军统”在上海的势力遭遇了沉重的打击。

毛人凤指派刘全德刺杀余班。接到暗杀指令的第二天，刘全德就在“76号”的大门口，连开数枪把余班干掉了。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刘全德也因此受到了毛人凤的特别嘉奖。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刘全德工作的地点主要是上海，他先后在“军统”头目季仲鹏、毛森手下任副官，担任过特别行动组长、京沪杭卫戍总司令部上海指挥所第二处警卫组长。

这样一个漫长而又有实权的上海工作经历，让刘全德对上海非常熟悉，并在上海拥有非常广泛的人际关系。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岀，刘全德具有了四个执行刺杀陈毅计划的有利条件：

一是给陈毅当过警卫员，了解陈毅的音容笑貌，二是曾干过我党锄奸工作，熟悉我党情报系统，三是有熟练扎实的暗杀、爆炸等特务功底，四是熟悉上海，朋友多。

一下子拥有这四个“有利”条件，国民党如果不挑选刘全德去上海实施暗杀那才奇怪呢！

所以就连蒋介石也忍不住对毛人凤说：“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去，才能’解决’陈毅！”

然而，拥有“三个有利条件”的刘全德，并不喜欢去上海执行暗杀任务。

这是因为在上海被解放时，刘全德和许多国民党特务一起被解放军抓获。刘全德知道自己作恶多端，解放军一定不会放过自己，所以被捕以后的刘全德非常害怕。

但是当时上海刚刚解放，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对国民党特务方面掌握的信息并不多，更没有掌握太多刘全德的犯罪证据。

刘全德发现这一点以后，立即表现出一副积极投诚的样子，表示要戴罪立功。一周后，刘全德被我方释放。一得到自由后，刘全德即通过舟山、厦门，辗转去了台湾。

刚刚从大陆虎口脱险的刘全德，对大陆充满了恐惧，他自然害怕再被派到大陆来。

但是军统特务是没有太多自由的，尤其是在蒋介石亲自“点将”之后，刘全德不想来大陆也不行了。在蒋介石“点将”不久，刘全德被招进了毛人凤的办公室。

根据毛人凤的部署，刘全德被任命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带着6名特务、2780枚银元的活动经费，还有电台潜回上海，伺机暗杀陈毅市长。

为了鼓励刘全德认真执行暗杀任务，毛人凤还给刘全德许诺，暗杀成功后，刘全德可以得到2000两黄金的奖赏。这笔奖金足以保证刘全德后半生吃穿不愁。

临行前，毛人凤还给刘全德下了死命令：限期6个月，除掉陈毅，震动中外！

尽管刘全德并不想再潜回大陆，但是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刘全德只好无奈地接受了毛人凤的这个安排。

尽管接到公安部给上海市公安局的电报时已经是深夜，但是扬帆副局长还是决定要连夜把这个电报交给李士英局长。

因为扬帆知道，此刻上海人民都沉浸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之中，而上海又有一大堆的实际问题等着陈毅市长来解决。

一旦特务的阴谋得逞，上海的社会秩序必将再次陷入混乱，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将遭受严重考验。

于是，凌晨1点多的时候，杨帆“闯”进了李士英局长的办公室，并把电报交到了李士英的手里。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公安局局长，李士英自然也明白公安部这封电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看完电报后，他立即连夜给陈毅打电话通报情况。

在得到陈毅的指示后，李士英带着杨帆，连夜驱车到了陈毅的寓所。

看完李士英递过来的电报后，陈毅用浓厚地四川方言笑着说：

“老蒋这龟儿子，派老子的警卫员来害老子，要来只能让其来啰，但既然来了，就不能再让他们跑了，一定要一网打尽，全部抓获。”

陈毅的这句话看似很简单，但李士英和杨帆却明白，这句话实际上是陈毅市长给上海市公安局下达的侦破命令，那就是“一网打尽，全部抓获”。

在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要完成陈毅市长的“全部抓获”这个要求，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从陈毅寓所回来后，李士英、杨帆二人来不及休息，就开始商议起侦破方案来了。

然而，就在全面的侦破工作刚刚展开不久，一个消息的传来让李士英、杨帆二人更加着急起来。

这个消息就是当时陈毅给保卫部门下达了一个命令，把自己身边的警卫人数从16人减到6人。

陈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下达这个命令呢？这也是有原因的。原来，从1949年6月23日开始，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势力利用海军，对上海实行海上封锁。

受此影响，上海物资极度紧缺，形势非常严峻，上海人民政府决定实施反封锁铁街斗争，大力开展整编节约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上海市市长，陈毅决定身体力行，下令精减自己的警卫人员。

尽管陈毅下达减少警卫的命令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这个紧要阶段，保卫人员却不敢轻易减少警卫，以防给敌特带来可乘之机。

主管安全的上海副市长刘晓，还亲自到陈毅的办公室，劝陈毅在这个特殊时期，暂时不要减少警卫人数。

陈毅对陈晓说：“是我的安全重要，还是党的方针政策重要？在我身边搞这么多人，子弹该来还是会来的。而群众对精简结构失去了信心，这就严重了。所以我的警卫必须减少！”

陈毅的话很有道理，态度又非常坚决，所以保卫人员顶不住压力，只好同意把陈毅的警卫从16名减少至6名。

在刘全德执行的毛人凤“天字特号”暗杀计划人员名单中，陈毅排名第一。这个时候减少警卫，无疑给上海保卫部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就在这时，公安部再次给上海市公安局发来一份电报，电报大致内容是，刘全德等特务将于10月底离开舟山到沪。

形势非常严峻，必须要尽快破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侦破刘全德案指挥部，由王征明任总指挥。

指挥部成立后，尽管已经知道刘全德已经潜回大陆，但是在拥有600万人口的大上海，要找出刘全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鉴于这种情况，办案人员提出了一个叫作“撒网捕鱼”的计划。

所谓“撒网捕鱼”就是指，在没有掌握刘全德踪迹的情况下，到处撒网，以尽可能地大范围调査，来防止刘全德漏网。

为了做好“撒网捕鱼”，办案人员提出了四个具体措施：

一是控制，刘全德可能会通过吴淞口码头登陆潜回上海，所以上海市局派出专门人员控制吴淞口码头；

二是监视，即对所有曾经与刘全德有关系的人进行监视，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就立即跟进，必要时可以立即抓捕这些可疑人员；

三是利用，有一部分和刘全德有关系的人员，愿意配合公安人员参与侦破刘全德案，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些人，引诱刘全德出现，并进而抓捕刘全德。

四是调查，这个调査范围更广，涉及到刘全德可能出现的任何地方、可能联系箋的任何人，一旦发现新的可疑线索，立即顺藤摸瓜，寻找刘全德。

通过这四个措施可以看出，“撒网捕鱼”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也要耗费大量时间，却不见得有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方法不能算是个好的破案方法。

但在没有能够掌握刘全德行踪的情况下，除了这个笨方法之外，侦查人员确实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那么此时此刻，这个让公安人员苦苦寻觅的刘全德，究竟身在哪里呢？

其实，作为一个经验丰富而又对上海一带非常了解的特务，在一接到毛人凤的暗杀指令后，刘全德就开始筹划起了潜回方案。

三个月前在上海从解放军手里侥幸逃脱，让刘全德印象非常深刻，大陆公安人员办事非常认真，一个不慎，自己一伙人可能就会落入到他们手里。

怎么进入大陆呢？坐飞机到尚未被解放的成都、昆明等地，再利用陆路进入上海，路途太远，风险太大；

直接用飞机空投到上海地区，在没有地面人员接应的情况下，也非常危险；

海路走吴淞口登陆，可能会被盘査，也不安全。

经过反复权衡后，刘全德把目光对准了距离上海不远的舟山群岛。

此时的舟山群岛还没有被解放，而且此前国民党当局曾经非常认真地经营过舟山，他们的目的是：进，可以用舟山群岛作为反攻上海的跳板；退，他们可以以此退守台湾。

因为这个关系，舟山群岛上既有完善的飞机场等军用设施，又驻守了一大批的国民党军队。

所以刘全德决定先去舟山群岛，把舟山群岛作为潜回上海的跳板。

1949年10月30日，一架国民党飞机在舟山群岛所属的定海机场降落。不用问，这架飞机上所载的就是刺杀陈毅的大特务刘全德，另外还有两个行动组成员安平贵、欧阳钦。

到达定海后，刘全德立即联系上了土匪头子黄八妹。

这个黄八妹也算是个女中豪杰了，她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立过一些功的。但是抗战结束以后她却投向了国民党，上海解放后，黄八妹带着自己的手下逃去了舟山群岛。

尽管黄八妹是可靠的，尽管黄八妹在定海有一定的势力，但是一贯谨慎的刘全德还是感觉到不安全。

他感觉自己背后，好像随时都有许多只眼睛盯着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眼睛，眼睛，到处都是眼睛”。

定海不安全，刘全德让黄八妹把他们三人送到了大洋山岛。这个岛距离上海更近，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刘全德三人可以随时从这里快速到达上海。

到了大洋山岛后，黄八妹问刘全德：“这里距离上海已经很近了，你们三个人准备什么时候去上海？”

刘全德想了一想，过了一会儿说：“我们三个人不一起回上海，要分开走。”

黄八妹不理解地问：“为什么要这样，现在潜入上海难度挺大的，如果一次安排全部潜入进去，无疑会方便一些。”

“三个人一起行动目标太大，容易走漏风声，所以我们三个必须分头行动。”

刘全德说，“你找机会先把他们两个送进上海，至于我怎么走，我再考虑考虑。你放心，你在这中间的花费，我会让毛局长补偿你的。”

黄八妹笑着说道：“刘先生不要客气，我们都是为党国效力的，只要你提出了要求，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尽力满足你的。”

两个人商议妥当后，刘全德又和随行的两名特务安平贵、欧阳钦一起，约定了在上海的碰头的时间、地点和碰头方式。

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后，黄八妹把安平贵、欧阳钦送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货轮上。

安平贵、欧阳钦走了，刘全德还没有走。直到第二天深夜，刘全德才化装成一个糖商，登上了为他准备的一条船。

船只离开了大洋山，却没有开往上海，而是开往浙江乍浦。

这是因为即使是一个人，即使已经化装成为糖商，即使是在深夜行船，狡猾而谨慎的刘全德也不愿意直接在上海登陆，他要做到绝对安全。

到达乍浦之后，刘全德并没有在一些繁忙的大码头登陆，而是选择了乍浦附近的一个偏僻码头悄悄登陆。刘全德登陆后，船只悄悄开走。

刘全德这种登陆方式，可以说是非常安全的。中国的海岸线这么长，公安人员再厉害，也很难想到会有一个特务，在一个深夜，选择在一个偏僻的码头悄然登陆。

对于上海这种大城市来说，从陆路进入城市是非常安全的。在乍浦登陆后，第二天，刘全德就乘车悄悄地进入了上海。

单从潜入上海的路线就可以看出，刘全德确实是一名经验丰富、头脑灵活的特务，而接下来的一件事，则更加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按照刘全德最初的构想，他到上海后准备用三种方式暗杀陈毅：

一是寻找机会，在陈毅的饭菜里投毒；二是找到陈毅发表讲话的时间、地点，提前埋上炸弹，用爆破的方法炸死陈毅；三是提前搞到陈毅经过的地方，在路上用手枪伏击陈毅。

这三个方式都不错，只要有一个方式成功了，任务就完成了。

但是经过实地考察之后，刘全德发现这三个方式实施起来都有难度。

因为短时间内他没有机会投毒，也无法提前搞到陈毅讲话地点和经过路线，因为在陈毅身边没有刘全德的“自己人“啊！

在最初的三个方式被自己否决后，刘全德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了下来。在没有陈毅身边人帮助的情况下，他决定自己动手去打探陈毅的信息。

经过一番化装之后，刘全德在大白天居然堂而皇之地混进了上海市的市府大厦，并对楼上、楼下进行了实地考察。

当然，刘全德并非只是考察一下就完事的人，他还要有详细的记录。

因为刘全德明白，只要有了详细记录，才能克服记忆的盲点，关键时候一个记忆的错误就有可能让整个行动失败。

在市府大厦里，刘全德都记录了些什么呢？它主要包括陈毅市长的办公室、会议室房间号码，陈毅平时的行走路线，陈毅的警卫人员位置等等。

回去之后，综合这些记录信息，刘全德整理出了一张草图，他把这些有用的信息都标注在这张草图上。

有了这张草图，刘全德心里有底了。没事的时候，他经常反复记忆这张草图上的内容，希望把这些信息全部印到自己的脑袋里。

有了这张草图之后，刘全德并没有立即行动，因为凭他们三个人不太可能能够进入市府大厦暗杀掉陈毅市长，所以刘全德需要等待机会。

等待机会时，决不能让自己暴露了，所以平时刘全德从不岀门，有什么事都是让其他人出面去做。

就这样，刘全德就如同一只蛰伏的毒蛇，悄然地在上海某个角落里隐藏了下来。一旦发现合适的机会，这条毒蛇就会立即出动。而一旦它出动，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此刻，那些负责侦破刘全德案的侦査人员在干些什么呢？

当然，他们此刻也并没有闲着。经过第一轮的“撒网捕鱼”之后，侦查人员发现了四个与刘全德关系密切的人。

而且侦查人员还断定一旦刘全德选择落脚点，一定会从这四个人中挑选出来。

此时，从公安部发电报告刘全德进入上海算起，刘全德进入上海已经有三天了。

侦查人员分析，刘全德此刻进入上海，绝对不会选择住旅馆，因为旅馆要登记，非常容易暴露。所以，此时的刘全德应该选择一个昔日的朋友家作为落脚点。

鉴于此，侦查人员决定放弃“撒网捕鱼”计划，转而实施“见鱼撒网”计划。这个计划的具体实施就是，针对与刘全德有密切关系的那四个人身上着手，主动出击。

虽然是主动出击，但也不能打草惊蛇。但问题是，公安人员一出面去对这四个人进行调査，要想不打草惊蛇很难。

无奈之下，侦査人员想起了一个叫陆仲达的人。这个陆仲达原来曾经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做过警察，由于工作关系，陆仲达通过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的关系，认识了刘全德。

不仅如此，这个陆仲达和刘全德另一个好朋友姜冠球关系也不错，并且还知道姜冠球的住处。

同时认识刘全德和姜冠球二人，所以由陆仲达出面去姜冠球家调査，无疑效果最好。但是这个陆仲达愿意配合公安人员办案吗？

找到陆仲达后，公安人员对陆仲达进行了说服教育，并许诺如果他答应配合案章上件侦破，上海市局可以给予他一定的表彰和奖励。

听到公安人员的劝说之后，陆仲达达爽快地表示支持新政府的工作。有了陆仲达的支持，侦査人员心理更有底了。

11月8日晚上，在公安人员的指派下，陆仲达敲响了姜冠球家的大门。

按照公安人员最初的设想，陆仲达此次到姜冠球家只是初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从姜冠球的嘴里，得到一些有关刘全德的信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陆仲达一进入到姜冠球家的会客室里，刘全德那个久违的面孔突然出现在了陆仲达的面前。

对陆仲达来说，能够突然见到刘全德，这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这个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会见，对于陆仲达来说是福还是祸呢？

陆仲达以前在上海旧警察局任调查科情报股便衣警员，这个虽然看似属于警察序列的工作，但是干的却是和特务差不多的活。

这个特殊的工作经历，锻炼了陆仲达过硬的心理素质，所以和刘全德的意外相见，并没有让陆仲达惊慌失措。

看着一脸惊讶的刘全德，陆仲达也故作惊讶地说：“好久没有见到你了，真没有想到会在冠球家见到你。你最近怎么样？”

狡猾的狐狸永远不会改变它狡猾的个性，刘全德无疑就属于“狡猾的狐狸”这类人。

在没有搞清楚陆仲达的真实来意之前，刘全德非常谨慎。他首先撩开窗帘，看看大门外确实没有其他人跟着陆仲达一块来到这里，刘全德心里稍微安稳了一些。

尽管如此，刘全德还是不放心。他还要试探一下：“你知道我以前是犯过错误的，这一次我从舟山过来，就是找熟人向人民政府自首，希望能够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

凭着对刘全德的一贯认识，陆仲达明白刘全德这种人是绝不会自首的，更不会从舟山群岛专门赶过来自首。

既然不是为自首而来，却又在陆仲达面前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自首，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刘全德此刻还不信任自己。

对于刘全德的这种不信任，干过便衣警察的陆仲达是有办法的，这个办法就是把自己也描述成为一个可怜的人。

他说：“唉！实话跟你说吧，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上海解放后，原来上海市局的很多老警察都被留用了，但是我却被辞退了！现在还待业在家呢！”

刘全德警惕地问道：“哦，那你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陆仲达回答道：“我这样老是在家待业，老婆孩子吃饭都是个大问题。这次来这里就是想找姜冠球，看看能不能给我找点事情做。”

听完陆仲达的话，刘全德并没有太多的表示，因为他单从这些话还无法断定陆仲达突然出现在姜冠球家里的真实动机。

刘全德担心，如果这个陆仲达是大陆公安派过来的，就一定不能让陆仲达警觉，否则他突然要强行抓捕，自己此次脱身也是个大问题。

出于安抚陆仲达的需要，刘全德立即表现得友善起来，他要了陆仲达家的地址和电话，并称有时间一定拜访。

做完这些安抚性的工作之后，刘全德谎称还有其他的事，就要离开姜冠球家。陆仲达也立即站起来说：“正好我也要走了，咱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刘全德、陆仲达两个人一起离开了姜冠球的家。走在路上，陆仲达一直很纠结，这个时候如果一直跟着刘全德走吧，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

如果当场抓捕他，把他送到公安局，自己一个人可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一旦让他逃脱了，以后就难以找到机会再找到他了。

纠结中两个人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出一个决断了，陆仲达决定暂时放弃，以图放长线钓大鱼。

于是，陆仲达谎称要去找一个同学，就在这个岔路口和刘全德分手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陆仲达做出这种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陆仲达的这个选择也让侦查人员有些遗憾，一个如此好的机会就这样白白失去了。

在和刘全德分手以后，陆仲达赶紧去了上海市公安局，向杨帆副局长汇报情况。

在汇报完见面情况后，陆仲达略显惭愧地说：“都怪我一时犹豫，错过了这次逮住刘全德的好机会。”

扬帆副局长自然明白陆仲达当时的处境，他和蔼地说：

“那种情况下你做出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刘全德是毛人凤信赖的大特务，你跟踪或抓捕他都很难成功，反而容易打草惊蛇。你已经尽力了，我代表政府感谢你！”

陆仲达走后，扬帆对身边的侦査人员说：“这次虽然让刘全德这条‘鱼’溜掉了，但是通过这件事至少我们确定了两件事。”

“一是刘全德确实在上海，二是刘全德确实选择住在朋友家里，这说明我们从刘全德的社会关系入手的思路是对的。接下来，我们还要沿着这个思路继续进行。”

接下来怎么继续进行呢？陆仲达在姜冠球家的突然出现，可能已经让刘全德警觉了，刘全德可能会立即改变落脚点的。

刘全德下一个落脚点会选择在哪里呢？经过分析，侦查人员认为刘全德这一次可能会去找一个叫史晓峰的人，并把史晓峰家作为他下一步的落脚点。

侦查人员的这个判断也是有原因的。原来，刘全德曾经和“军统”大特务、有“辣手书生”之称的陈恭澍，一起投降了汪伪政权。

投降以后，刘全德这个“军统”大特务摇身一变，成为了汪伪特工总部政治保卫学校的教官。而史晓峰当时就是这个保卫学校的学员，而且是刘全德的学生。

“军统”对待特务变节的处罚一贯是非常狠毒的，这一点刘全德是清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军统”还来不及处罚刘全德，而是想利用刘全德。

因为刘全德并不是主动向汪伪政权投诚的，他是因为陈恭澍先投诚，而刘全德作为陈恭澍的副官也跟着投向了汪伪政权。投诚之后，刘全德居然还和“军统”保持一定的联系。

因为这一点，“军统”高层认为刘全德可以利用，就通过关系给刘全德带信，让他杀了陈恭澍，重新回到“军统”的怀抱。

刘全德和陈恭澍关系很好，本来是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下手的，但是陈恭澍对刘全德有知遇之恩，刘全德迟迟不肯下手。

就在刘全德犹豫的时候，“军统”发现另一个变节的余班比陈恭满危害更大。但是余班藏身“76号”内部，“军统”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

于是，“军统”就让暂时委身在汪伪特工内部的刘全德，先伺机杀了余班。

对于刘全德来说，杀陈恭澍下不了手，但杀余班那是非常简单的。接到暗杀命令后，胆大枪准的刘全德在第二天就在汪伪特工总部门口，开枪把余班给杀了。

刘全德杀了余班这件事，自然引起了整个汪伪政权特工的愤怒，他们要立即处死刘全德这个“假投降”分子。

但是他们却发现这个刘全德杀了余班之后，却好像突然人间蒸发了，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了。

原来此时的刘全德，就躲藏在自己的学生史晓峰的家里，并在史晓峰的掩护下成功脱险。所以这个史晓峰对刘全德有救命之恩，在此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非常亲密起来。

明知道刘全德可能会去找史晓峰，但是我侦查人员却不敢直接找史晓峰配合，因为史晓峰和刘全德关系太密切，现在他又开了一家内衣店，对于新的人民政权并不太信任。

这个时候，如果我公安人员贸然去找他，不仅难以征得他配合，还可能会让他提早给刘全德通风报信。

公安人员不方便去找史晓峰，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却可以找史晓峰，这个人就是高积云。

高积云和史晓峰一样，都曾经是刘全德的学生，在刘全德因杀了余班躲避追杀而藏到史晓峰家时，高积云也曾经帮过刘全德的忙。

也就是说，这个高积云和史晓峰、刘全德两人的关系都不错，过去经常有来往。

我公安人员找到高积云之后，对高积云进行了一番晓以利害的陈说。听到公安人员的这些话后，高积云愿意尽力配合公安人员工作，找到刘全德的行踪。

作为史晓峰的亲密朋友，高积云自然知道史晓峰的近况。解放后，史晓峰在上海市山西路开了一家内衣店。而史晓峰的住处就在内衣店的楼上。

11月9日上午，在公安人员的指派下，高积云骑自行车来到了史晓峰内衣店门口。

如果是平时，高积云自然会直接进去的。但是在知道刘全德可能在这里以后，高积云站在门口突然犹豫了起来。是畏惧，是逃避，还是充满期望，他自己也难以分清楚。

正在这时，史晓峰从外面往自己店内走，正好看到站在门口的高积云。史晓峰非常热情地把高积云拉到了自己的店里，两个人热情地拉起了家常。

这个谈话并没有进行多久，史晓峰突然高兴地对高积云说：“我让你见个人吧，你一定不会想到会在我这里见到他的！”

史晓峰的这句话正中高积云下怀，因为他从史晓峰的话里，已经隐隐能够感觉到史晓峰提到的那个人是谁。

两个人来到二楼，史晓峰推开一个房间的房门，高积云发现昔日的教官刘全德居然真的在史晓峰家里。

看到高积云突然出现，刘全德也大吃一惊。自从潜入上海以后，刘全德的神经一直绷得很紧，他一直深居浅出，很少会见老朋友，以防泄露了行踪。

昨天在姜冠球家见到了突然出现的陆仲达，尽管他没有发现陆仲达有可疑之处，但出于安全考虑，他还是立即把落脚点转移到了史晓峰这里。

经过一阵寒暄之后，史晓峰让家人端上了酒菜，三个昔日的友人在这里难得地小聚了一次。

高积云知道刘全德此刻对自己还是充满戒心的，所以喝完两杯酒之后，高积云就开始了“诉苦”，他说：

“解放后，我的日子一直不好过，今年遇见了你们两位好朋友，看看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个挣点小钱的门路。”

刘全德对高积云的“诉苦”，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热情，他现在忙着做的就一件事，那就是频频向高积云劝酒。

因为此时的刘全德对高积云非常不信任，他希望把高积云灌醉了，好让高积云“酒后吐真言”。

事实证明，这个刘全德干特务在行，劝酒似乎也非常在行。在连劝了数杯之后，高积云的脸红了起来，眼神里也显示出他已经喝了不少酒。

就在刘全德准备向高积云套话时，突然“哇”的一声，高积云呕吐了。

看到自己脚下一片狼藉，高积云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对史晓峰说：

“真不好意思，时间长不喝酒，没想到喝了这么一点儿就醉了。大冬天的，我不能醉倒在半路上，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以后有时间咱们再喝！”

看到高积云真的醉了，史晓峰、刘全德并没有再留高积云。就这样，高积云摇摇晃晃地推着自行车，离开了史晓峰家。

高积云走后，刘全德和史晓峰简单聊了几句之后，感到有点困意，他就去自己的床上躺了下来。

就在这时，史晓峰的房门响起了“笃、笃、笃”的敲门声。这个时候会有谁来自己家敲门呢？史晓峰拉开了门，不过是只开了一个小缝向外观看，只见是高积云站在门口。

高积云对史晓峰说：“不行了，今天我喝多了，把自行车放你这里吧？改天我再来你这里把自行车取走。”

看到是高积云，而且高积云的这个借口又非常合情合理，史晓峰就打算把门打开。就在这时，高积云用膝盖顶住了门，两名解放军迅速冲进了屋里。

在高积云的指点下，两名解放军迅速扑向正在床上躺着的刘全德，并把他紧紧地压在了身下。

就这样，这个开枪享有“百发百中”之誉的刘全德，在还没有来得及拔枪的情况下，就被我解放军逮捕了。

刘全德被抓捕了，但是这件事却有几个疑点让人感到奇怪。高积云不是已经醉了吗，他怎么这么清醒地过来抓人呢？

和上次陆仲达去姜冠球家一样，这次高积云去史晓峰家也只是试探，并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刘全德，所以高积云只是一个人前来的，他怎么这么快叫来了解放军过来抓捕呢？

上海解放后，虽然有很多解放军巡逻，但是对于一般抓捕行为，大都是由公安人员去执行就行了，这一次怎么会是解放军出动抓捕呢？

要解答这几个疑点，就要从高积云遇到刘全德说起。

高积云也是从特务训练学校出来的人，特务所具有的察言观色、反应机敏等特征，高积云也是有的。

和刘全德喝酒时，看到刘全德什么具体的话都不说，只是一味地给自己灌酒，高积云就知道刘全德不信任自己，想把自己灌醉来套听真话。

于是，高积云就将计就计，遇到刘全德的劝酒，他来者不拒。由于喝酒速度快，高积云脸上很快就有了喝酒过量的表现。

此时，高积云脑子里想到的事情就是，一定不能被刘全德灌醉，要赶紧找机会溜出去，到公安局去送信。

但是酒喝到一半，直接走肯定是不行的。突然高积云想到了一个让自己快速溜走的办法，那就是“装醉”。

具体做法就是趁刘全德、史晓峰二人没有注意的时候，高积云偷偷把半截烟蒂咽了下去。肠胃受到半截烟蒂的刺激，立即有了反应，这个反应就是呕吐。

呕吐常常是一个人喝醉了的标志，高积云也就是凭着这个剧烈的呕吐，找了离开史晓峰家的借口。

离开史晓峰家后，高积云就打算去公安局找人过来。如果按照这个方式，高积云一定没有这么快带人回去抓捕刘全德。这中间又出了什么事情呢？

原来高积云正在路上走，突然遇到了两个巡逻的解放军。

高积云当时想如果去公安局报案，一来一回太费时间，而眼前的这两个解放军无疑已经有能力抓捕刘全德了，何必再去公安局呢？

于是，高积云立即上前把事情的大致经过告诉了两名解放军，这才有了后来高积云带着解放军抓捕刘全德事情的发生。

主犯刘全德被抓捕了，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突审刘全德，刘全德把自己的同案犯都交待了。

安平贵、欧阳钦等5名特务和14名为刘全德一案提供各种便利的窝案犯，纷纷被我公安人员抓捕。

刘全德被抓捕不久，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来到上海，他对李士英、杨帆等人快速侦破此案进行了表扬，并要求上海市公安局把刘全德押解到北京接受审判。

刘全德被捕后，先是关押提篮桥监狱，然后转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市公安局招待所，同时改善其生活条件。

1950年12月，上海市人民法院经初步审理，给上海市政府上报了判决意见（当时上海市人民法院是市政府的组成部分）：拟判处刘全德死刑。

不过，陈毅却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别判死刑，好吃好喝养着，我自有妙用”根据陈毅的意见，上海市人民法院最终判处刘全德无期徒刑。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刘全德被捕后，自知罪孽深重，只求速死。但人民政府并没有将他立即处决，还对他优待有加。

在共产党英明政策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刘全德彻底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希望人民政府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

其时，上海公安机关不时捕获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和派遣特务，其中有的家伙不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认为交代不交代一个样，都是死路一条，所以顶着不肯交代。

陈毅因此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刘全德和那些死硬分子打交道，使他们改变顽抗态度，交代自己的罪行，揭发他人犯罪的有关情况。

这一招很有效，也很有趣。当冥顽不化的死硬分子戴着脚镣被押进审讯室时，冷不丁瞅见坐在审讯桌后面的那个穿着笔挺西装的“预审员”是台湾“保密局”大名鼎鼎的刘全德，不禁大吃一惊，下意识地一个立正：“刘教官！”

刘全德指指椅子“×××，坐吧”

对方坐下，头脑里仍是一片模糊，像是打翻了一盆浆糊，犹豫片刻，迟迟疑疑地问道：“刘教官您还活……健在？他们都说您早已被共产党处决啦！”

刘全德被捕的消息一传到台湾，毛人凤以为他必死无疑，随即公布了其“以身殉职”的情况，并开了追悼会，把刘全德的牌位送进了“忠烈祠”。

刘全德微微一笑，把话转到正题上∶“×××，你想死还是想活？”

对方明白了：“刘教官，我愿意坦白。”

“那你就谈吧。”

对方便开始交代，刘全德作为老牌军统特工、“保密局”的上校行动组长，深谙其道，其间不时拣紧要处敲打几句，使对方不得不打消避重就轻、藏一点瞒一点的主意。

老式钢丝录音机“沙沙”地转动着，录下两个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死硬分子的顽固堡垒就这样被攻破了。刘全德攻这些堡垒时，没有多余的话语，也不必作什么宣传，他这个活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共产党宽大政策的一个最好的宣传。

没多久，国民党保密局从台湾派到上海的特务，连同原先的潜伏人员基本上被一网打尽，毛人凤不得不于1951年秋暂时叫停了保密局一切前往上海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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