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蛇口招商局历史
石阎15776081279…… 中国清末创建的首家官督商办企业.19世纪70年代,在外国航运势力的冲击下,中国... 招商局是全球位列三甲的公共码头运营商,是香港、新加坡、上海、深圳等全球四大...
@时树5332：招商蛇口以前叫什么?
石阎15776081279…… 招商蛇口(行情001979,买入)12月29日晚间公告称,经深交所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5年12月30日在深交所上市,证券简称为“招商蛇口”,证券...
@时树5332：谁能详细介绍一下招商积余这个公司? -
石阎15776081279…… 招商积余这个公司是招商局集团旗下唯一的一家从事物业资产管理与服务的企业,隶属于招商蛇口.公司创立于1985年,1994年在深交所上市,总部位于深圳,股票代码001914. 招商积余明确以“12347”为发展战略,以建设“国内领先的物...
@时树5332：蛇口属于深圳哪里的? -
石阎15776081279…… 蛇口工业区位于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占地面积10.85平方公里.是招商局全资开发的中国第一个外 向型经济开发区.
@时树5332：坐哪一路公交车到蛇口招商局历史博物馆 -
石阎15776081279…… 在蛇口招商局历史博物馆附近115米南水工业区 - 公交站 途经公交车: 70路 b816路139米兰溪谷 - 公交站 途经公交车: 70路 b816路382米蛇口网谷 - 公交站 途经公交车: 113路 328路 k113路 m241路 m430路 m448路 m493路 机场10线
@时树5332：招商局历史博物馆怎么样 -
石阎15776081279…… “招商局历史博物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大南山脚下沿山路旁边,千年的一个周末特意去参观一边,好像很少人知道此处有博物馆,参观期间未见到其他游客.
@时树5332：“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是不是说蛇口是属于招商品局管吗?国务院有招商局这个机构吗? -
石阎15776081279…… 招商局集团在香港,中央直管企业 蛇口工业区属于招商局一级子公司,也是企业性质 国务院没有招商局下属单位 蛇口归深圳市南山区 详情:www.cmhk.com
@时树5332：招商蛇口和招商地产什么关系?招商地产还存在吗? -
石阎15776081279…… “2015年12月30日,“招商蛇口”吸收合并了“招商地产”,在深交所上市.2016年12月30日以后,原“招商地产”品牌全面更名“招商蛇口”,招商蛇口主品牌核心,本身已经包含了招商地产品牌的核心关键内容.
@时树5332：请问深圳招商局历史博物馆需不需要门票?多少钱? -
石阎15776081279…… 免费参观,如果要收的话,不超过30元,不知道政策变了没有
一、问题的提出
1979年，深圳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进展迅速，成效显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与标杆示范区。如果要分析深圳快速崛起的原因，固然有许多因素，但“蛇口模式”的影响不容低估。“蛇口模式”其实就是一种新兴的工业文化的表征。而这种工业文化的缔造者，则是招商局。
这家以航运起家的大型国企，已将工业制造作为重要业务之一，1997年联合友联船厂有限公司，成立招商局工业集团公司，总部位于香港，在新加坡、荷兰、意大利、芬兰、波兰、德国等十余个国家设有驻外机构，在粤港澳、渤海湾、长三角、长江经济带布局多个生产制造基地，在海洋装备维修改装、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特种船舶制造、邮轮制造等方面达到全球先进水平，成为中国当代“海洋强国和制造强国责任”的重要承担者。不仅从事工业制造，招商局的其他业务也多与现代化工业建设有关，不仅体现在各艘性能优越的大吨位、多功能船舶，而且体现在各地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港口设施、现代物流等产业方面。
可见，当代招商局在推进中国工业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与意义，勿庸低估，这固然与该局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发展战略密不可分，但实际上亦有其历史因素。招商局从创办以来，即有其相当鲜明的工业文化色彩。
“工业文化”是近几年来工信系统和学术界热议的一个概念，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这与中国工业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以及工业生产路径和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转变有直接关系。经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孙星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南生、严鹏等人的提倡阐述，以及各地工信管理部门与专业机构（如各省的工业文化研究会） 的积极推广，“工业文化”的内涵特征、学科边界、应用价值与推广方式等已越来越明确。综观目前的社会认知，“工业文化”大致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关注度较大的自然是后者，各地以“工业遗产”“工业旅游”“工业研学”“工业博物馆”等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或项目即是其表现。
若从历史的维度而言，工业的外在表现及物质成就早已今非昔比，但其在“文化”史上的影响却不能低估。严鹏指出，“工业文化起源于世界体系的国家间竞争，是一种追求富强的价值观”。也有学者指出，“从广义上说，工业文化是工业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进步的水平和状态”；“从狭义上说，工业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还有学者认为，“工业文化是指过去和现在工业生产嵌入在人的物理环境、社会结构、认知能力和可能影响（后） 工业社区未来发展选择的制度中的动态现象。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的专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对工业文化建设进行了大量探索，他们专门撰写了关于工业文化的专著，对于“工业文化”的概念进行了充分阐释，指出“工业文化无论是狭义的定义，还是广义的理解，不管是工业社会的文化，还是工业科技与产品支撑的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体现了工业社会的客观现象，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他们认为工业文化的核心是工业价值观，是适应工业社会的文化，“是学而知之的”，“是动态的、可变的”，体现在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方面。
若将各方论述结合起来，可能会较好地用于解析近代中国的工业文化。就近代中国而言，在工业的物质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与文化效应集合体中，文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就狭义的层面而言，工业文化就是关于工业价值与意义的认知，以及基于这种认知而进行的传播与推广活动，前者引导了后者，而后者无疑也会推动前者。从广义的层面来看，工业文化不仅包括工业的价值文化或精神文化，而且包括工业的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管理文化与制度文化。
如果需要概括一下的话，所谓工业文化就是基于工业成果及其生产、技术、管理与制度表现而使民众滋生的新的价值判断与认识体系。从长期的历程来看，工业与民族实力、国家前途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工业化”渐成社会认可的发展动力与前行方向。也就是说，“工业价值”逐渐形塑了民族认知，影响了全民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但这个过程是既漫长又曲折的，尤其是在其发端时期。
1872年创立的轮船招商局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多项标志性意义，它是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第一家股份公司，也是近代中国官商矛盾、政企关系最为复杂的企业之一，这些都是学界对于招商局的关注焦点。若扩大视野，自然会发现该局的其它面相与价值。本文即拟从“工业文化”的角度切入，梳理招商局与中国近代工业化建设的关系。
勿庸讳言，以往学者关于招商局的船舶，以及该局附设的机械修造厂有过一些介绍与论述，但总体而言，全面梳理该局在中国近代工业文化史上的表现、价值与意义的论著尚未见到。但即使如此，本文也不敢妄称开新，若能忝为引玉之砖，已属幸事，尚祈专家学者教正。
二、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谋求工业强国思潮的成果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的。后者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形态，即以现代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技术与管理制度，以及规范化的工艺流程、科学化的生产管理，特别是大功率动力的不断开发、技术理路的不断创新、检测技术的日益精准、优质原材料的充足供应与理论研发的持续推进，使得产品在高性能、标准化、低成本、多用途方面的优势不断扩大。这种工业生产技术及其成果，既是资本主义生产与经营制度的产物，又推动了资本主义价值与理念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成果越来越大的威胁。西方的“坚船利炮”，对清政府军队而言，颇有摧枯拉朽之势，“屡战屡败”成为描述晚清抵抗外来入侵过程与结果的一个常用词汇。于是，中国近代的“变局”开始。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一大变局”，内容固然不仅仅是指遭遇的西方“坚船利炮”，但“坚船利炮”对于晚清士人的影响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史林有一种说法，湘军统率之一的胡林翼往安庆江边高地视察围剿城中太平军战况之时，本来信心满满，放言“贼虽强，不足平也。”但“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林翼乃“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不久之后，一代名将便死于军中。有人分析，胡氏临终担心的不是太平军，而是“洋人之势方炽”，胡氏生前每与幕僚谈洋务，“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
胡林翼担心的“洋人之势”固然有很多内容，但“坚船利炮”绝对是其重要成分。1828年英国轮船第一次驶入广州。1832年，英国“阿美士德”巡洋舰抵达吴淞口，成为驶入上海地区的第一艘外国轮船。1864年时，中国各口岸的美国船舶共计5082艘，总吨位2,603,957吨；英国船舶共计8007艘，总吨位2,875,388吨。至1872年，美、英两国船舶数与吨位数分别上升为5174艘、3,471,293吨和8360艘、3,954,130吨。外国轮船在华的迅速扩张，使晚清不少官员认识到“洋人之技在轮船”。所以“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
晚清的轮船制造与湘军将领关系密切，胡林翼的好友、湘军的创建者曾国藩率先开始督率轮船试制工作，后又推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开大规模研制、生产轮船之先河。曾氏对于轮船制造的民族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另一位湘军统帅左宗棠对于仿制外国轮船同样非常重视，他对中国创办轮船制造业的急迫性作过这样的论说：
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然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
可见，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大员皆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轮船的意义。相形之下，郑观应则对轮船的科技与经济价值强调的比较多，他于19世纪70年代初就在所著《救时揭要》中指出，泰西的轮船与机器、火炮一样，“泄天地造化之奇，为军国所利用，以此致强，以此致富。若中土仿而行之，势必雄跨四海”。在最早于光绪元年（1875年） 成书的《易言》中，郑观应更是对轮船之于强国的重要意义多所论述，称其为西人“格物致知”之成果、“匠心独运”之杰作，“尽泄世上不传之秘，而操军中必胜之权”；“今欲维时局、扩远图、饬边防、简军实，上则固我疆圉，屹雄镇于海防；次则富我商民，通外洋之贸易，乘时举事，思患豫防，此船政所经始也”。
众所周知，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还是左宗棠、沈葆祯等人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都制造了不少战船，这些在洋务运动史研究论著中多有呈现。众所周知的另一常识，便是造船是一种全方位的工业体系，需要一国工业化能力的全方位支撑。相对于西方的船舶工业而言，晚清的两家造船工厂均处于“因陋就简”的状态，虽然有中国工匠的“艰苦奋斗”，其产品性能、质量与成本无疑均不占优，难以赶上同期西方产品，导致所造轮船渐成鸡肋，于是从军事用途转归民用，乃有轮船招商之议。在此情境之下，轮船招商局便应运而生。
说明，轮船招商局诞生的推力之一，便是晚清船舶强国的思潮，具体而言，便是船舶的“军转民”思路。用时人的话说，“招商局之设，本为船政筹其后路”。虽然此议曾经遭到朝廷之内顽固派的阻挠，但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官员的力争和总理衙门的支持之下，终于成为国家方案，被确定下来。不过，该局实际开办之后，向政府“领船”遇到很多困难，于是转向“购船”，该局所购第一艘轮船“伊敦”号，“每点钟能行卅六里，为各国进口轮船之最坚固捷速者”。
1872年11月30日，“伊敦”轮开往汕头，这是中国近代商用轮船第一次行驶南洋航线，也是中国轮船首次在中国近海航行。此后，随着业务的发展，轮船招商局陆续购入“利运”“永清”“福星”等轮，该局开办五年，已自置轮船12艘。到1877年兼并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招商局复增加江船9艘、海船7艘、小轮船4艘、趸船6艘。招商局对于新增的十余艘巨轮，举行了隆重的改名仪式，具体而言，旗昌轮船公司原来的“盛京”“直隶”“山西”“山东”“江西”“保定”“湖北”“四川”等船名，分别改为“海晏”“海琛”“镇西”“镇东”“海珊”“海定”“江天”“江长”；而“气拉渡”“俾物乐”“快也坚”等船则分别改为“江靖”“江源”“江汇”等名。自此，招商局的轮船总数已达26艘，成为中国晚清最大民族航运企业，也成了中国船舶文化的重要观摩与体验基地。
在此后的购轮方面，招商局高管也注意到“轮船机器贵乎新式，烧煤少而行驶速”；而且，“轮船修理宜详审核实也”，新船购买“宜仿英公司例”，采用招投标办法。该局所购轮船，虽未必全部处于当时业界领先水平，但部分轮船性能优越，受到社会赞誉，则是事实。到抗日战争前夕，招商局已拥有大小船舶84艘，共计86381吨，其中江海大轮29艘，总吨位69635吨，成为在东亚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航运企业。
招商局从创办之日起，就有平时民用、战时军用的功能，表现出明显的“军工复合体”特征，从晚清时期开始的历次反侵略海战，招商局轮船多有参与。由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与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该局从晚清开始就是国家“工业化”整体战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者又是自晚清开始追求的强国富民宏大目标的实现路径。从这一点切入，方有助于从更深层次增加对轮船招商局工业文化之时代意义的把握。
三、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船舶文化大众化的早期影响
轮船招商局与工业文化的交集首先在于船舶文化，船舶文化虽然与工业文化不完全同构，但其主体成分无疑是工业文化，也可以说，船舶文化是一类特殊的工业文化。而在近代中国工业文化发韧之初，船舶是国人所能接触到的最早的先进工业集成产品，所以在较长时间之内，实际上是工业文化的主要呈现者。不宁唯是，业务的民用性质和航路的广泛拓展，又使得招商局以轮船为载体的工业文化传播较之其他载体更加深入社会、接近民众，由此又决定了招商局之于工业文化发展的特殊意义。
如众所知，在轮船招商局创办4年之后，由洋商修建的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才在上海诞生，但经营数月之后便被清政府买回拆毁。招商局创办近十年之后，第一条商用铁路才在该局原总办唐廷枢的主持下在唐山至胥各庄之间建成。在此期间，虽然国内创建了一系列机器局，但均为军工企业，外人不得内窥其秘。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仅闻机器之名，难见机器之实。而同样突出“机器”特色的织布局是在招商局创办十余年之后才开始筹办的，直到1890年方投产，其对工业文化推广的影响更难与招商局相比。
招商局轮船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现代工业成果观摩、体验平台。1873年1月17日，招商局举行成立典礼，大批中外官商、绅民前往道贺、观瞻，局前“车马盈门，十分热闹，足见舆情之辑睦”。在此后的业务过程中，航轮从外到内的景观、结构可以为大量的普通民众所了解，从而增加了他们对于工业文化的“物化”概念，有助于工业文化的形象宣传。
从第一艘轮船“伊敦”号开始，招商局每逢新购轮船，多会在《申报》等媒体上进行公告或宣传，而《申报》也会将招商局轮船作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行相应报道。例如该局定购的“江宽”轮到达上海之后，《申报》报道该轮“身长二百五十尺，舱面宽四十尺，楼面宽七十尺，可载货二千一百四十四吨”，称该轮“坚固便捷，甚为合用，亦可征招商局生理之茂盛也”。该报报道与“江宽”同期定购的“江永”轮船时说道：该船“每点钟可行英国海里十二，合之中国道里约三十八里光景。
此船长二百五十尺，宽四十尺，下舱深十三尺，货载二千一百十八吨，有二百五十匹马力。有人谓一昼夜如烧十六吨煤，每点钟可走三十四五里云”。类似的船舶性能参数，虽然较为枯燥，但无疑有助于民众建立对于现代轮船的大致印象。据报道，招商局“江宽”轮船，“机器玲珑，式样宏敞，中西人皆为称赏”。再如该局改造之后的“海晏”轮，“船内装潢更觉壮观，白漆而描金，光彩夺目。其上等客房可容六十人，每房皆有两床一榻，一房可住两客人，多时榻上亦可安身，则一房可住三客矣。其客堂亦极宽大，可容五十人。船主、大副、二副及管理机器诸人之房则皆设于上舱。其附搭散客之地殊为宽阔，货舱深而能容”。不仅对乘客颇有吸引力，也有助于普通民众了解轮船的内部结构及其工业化特征。
此外，轮船招商局会在年度账目中对各艘航轮本年度的成本、折旧、运能、绩效等进行展示，相应也会增进民众对于各艘轮船的了解，这些也可视为船舶工业文化的内容。
招商局还会通过一些特定场合宣传其营运轮船，尤其是新轮试航之时，常会邀请媒体人士及中外官绅、社会名流到场参观，并进行庆祝活动。例如《申报》曾译转西报所载该局“江宽”轮下水度典场景，兹摘录于下：
华历光绪二年九月念六日，轮船招商局试行“江宽”轮船吉日。此船在英国格拉斯哥专行定造者，为挂中国旗行驶长江超等第一号船。该船明轮，身长二百五十尺，内阔四十五尺，两边包轮七十五尺，船底舱高十二尺三寸。双层康邦机器，号称马力二百五十匹，实则可开一千五百匹，每一点钟走见十二买半，计程四十里，用蒸汽七十磅。闻当初定造时不过只包十买，查平常时未必用如许多之蒸气。以一昼一夜用煤十七吨，谅能走十一买至十二买矣。船能装轻货二千四百吨，每吨以四十方尺计；如重货能装一千吨，吃水只得九尺。以今日之装货计之，吃水七尺八寸。……其机器毫不振动，洵装船之所难得。船上车房机器均系新式，至开车之柄亦系用蒸气调动。官舱在船头，可容客二十位，装潢雅致，形象爽快奚如；其房间开出官舱者，宽舒之至，装修甚好，船上各处亦均如是。余外器具俱如长江轮船之式。该船并机器乃架[格]拉斯哥英记里斯船厂经手所制。船中停轮快慢之电报钟，乃是察炳父子自出新式所造。是日请客，乃番宴洋酒。闻招商局请客帖，中外约有一百余副，到者过半。
可见，此番报道对于“江宽”轮的结构与性能描述较为详尽，实际上突出了该船是英国格拉斯哥船厂的上等产品，这与其文本出自外国记者之手有关。文中还有数十位外国政要与招商局高管觥筹交错的场景，以及外国人对于招商局经办成效的赞扬。招商局还组织中外官绅乘坐“江宽”轮，宴游吴淞，同样博得一片叫好声。这固然是一次企业举办的招待活动，但企业在推广业务的同时，无疑在客观上增进了社会对于船舶文化的接纳。
招商局对于工业文化的传播，主要见诸业务过程。随着航线的增加、航行范围的扩大，招商局以船舶为载体的工业文化传播无疑越来越广。正如时人所评论：“招商局轮船愈行愈远，有至英国者，有至美国者，西人所取于中国者，亦可取之于西人，其获益岂有涯哉？”此语虽然主要就商务竞争而言，但工业文化传播自然相伴而行。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工业形象，另一方面有助于消除国人对于西方“坚船”的恐惧心理，使其逐步树立了利用、经营现代轮船的自信。《申报》评论称，“中国仿照西法设立机器局，制造火船，以供水师之用；设立招商局，购买西船，以供客商之用，其法可谓良矣。”还有人感慨，“招商局之轮船亦如西船，无次不皆满载，是其局之获利较之昔日之帆船不啻三倍……则异日生意之隆可待，日后其船必能林立于江海之间”；“上海设立招商轮船局，仿照西式，招集众商，创立公司，制办轮船，装载客坐货物，行走外海长江，现已著有成效，从此可渐推广，大为中国利益”。
除了轮船，招商局对于大众工业文化的推广还有别的方面，诸如对现代码头、栈房的兴建，以及对新式交通通讯设施的采用等。据报道该局是上海第一家安装电话设备的中国企业，早在1878年该局就在总局与金利源码头之间架设电话线，数年后又延伸至徐家汇。众所周知，电报在近代中国的推广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原因之一就在于国人对于西方在工业化基础上发明的电讯技术缺乏了解，轮船招商局率先架设电话线，无疑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由此可见，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与运营，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消除了国人对于现代轮船的隔膜，乃至恐惧，培养了国人对于中国的某种自信，这当然也可算作是一种工业文化自信。
四、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建设的参与
航运业前景在经营作为近代工业高端制造成果之一的轮船，从事江海航运业的同时，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建设也有一些直接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自办工业
招商局创办之后，出于维修船舶的需要，便创设同茂铁工厂。《申报》1874年9月25日的一则新闻报道：“现闻招商轮船局在虹口公和祥码头之后，开设铁厂一座，盖以资制造船上所需铁作各事也。”
同茂铁工厂是由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主持创办的，主要是为了尽量摆脱该局在船舶修理方面对于外企的依赖，以节省成本，而利经营。该厂章程写道：“兹招商局总理会集各绅商，纠集巨款，在虹口自设船厂，厂名同茂，一切均用气机，以备修茸船舶之用……且厂全用华人……各省埠行户之有烦于机器者，当能妥为代办也”。作为近代中国较早的由华商创办、经营的船舶修造厂，其加工制造能力引起洋商的注意。上海英国领事调查后指出，该厂“在不需要外人帮助的情况下，的确可以自己生产轮船用的锅炉及螺旋桨推进器”；“只有在机器精密、工艺复杂的情况下，（才） 需要有外国人来监督制造”。由此可见，同茂铁工厂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加工制造能力。据该局自称，“同茂铁厂之设，原为储养人才起见，欲使彼辈目前可以修船，他日可以自行兴造。”该铁厂坐落上海虹口地方，设有栈房、工人住房及机器厂“一连数间”，厂内“所有机器、杂物俱全”。占地面积超过15亩，“沿河边有三百尺长”。据招商局自称，该厂“制造修理船只应用机器物件，统中国为最充足者”。不过，综合权衡之下，招商局在经营几年之后，还是将同茂铁厂停办，地皮出租。然而，该厂在中国近代早期机械修造业中的地位与影响不能被忽视。
其二是协办工矿业
轮船招商局出于自身业务发展的考虑，对煤炭等产业自然格外关注。唐廷枢、盛宣怀、郑观应等招商局高管在寻找开采煤炭资源方面多所努力，唐廷枢后来干脆脱离招商局事务，“即行北上专办开平局务”。招商局对开平煤矿进行了大量投资，多年维持在21万两。在业务方面，招商局对于开平煤矿多有协助。除此之外，该局还入股贵池、兴国等处煤矿。在萍乡煤矿资本中，轮船招商局有股份15万两。此外，招商局还为萍乡煤矿提供了大量的借款担保。大冶铁矿则于1908年由招商局投资17.8万两。而汉阳铁厂初期资本的95%来自招商局及其关联企业，其中招商局的独立投资占25%。盛宣怀也明言，“汉厂股份以招商局附搭最早”。到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家企业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商办注册时，招商局、电报局和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已陆续入股共计二百万两。其中，招商局局的投资超过一半，达101.8万余两。招商局的资金支持对于中国最大的炼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成立与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专门研究招商局与汉冶萍公司企业史的张后铨先生所言：“招商局对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和大冶铁矿的巨额投资为三家企业的各自发展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为三家企业合并组成特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从而为招商局、汉冶萍深化战略联盟关系铺平了道路”。除此之外，招商局在其他工业企业中也有投资，例如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改成华盛纺织总厂时，轮船招商局从公积项下提银十万两，进行投资。
除了资金支持之外，招商局还外各地兴办工矿业提供了制度范本，各地购地置机，开办厂矿，“其设公司，则亦如招商轮船局之例也”；“照上海招商轮船局法制”，甚至“一切规条与招商轮船局仿佛”。可见，由于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公司制企业，实际上成为晚清其他公司性工矿企业效仿的对象，其制度示范效应对于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建设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还应看到，招商局是晚清以降中国民族工业体系的重要一环，一方面通过向国外购买，输入了大量西方新式船舶，使中国在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利用方面，没有落后西方太多，增加了国人对于西方近代化轮船的接受深度与广度。另一方面，招商局是国内包括江南制造总局，以及各民族船舶修理与机械加工企业的重要用户单位，例如江南制造局除了制造武器装备，以备军务所用之外，也有一些民用业务，其所制铁皮船、夹板船，主要供应招商局。招商局与各机械加工及制造企业的大量业务往来，在客观上也是对于中国制造业潜移默化的推进。
结语:轮船招商局对于晚清工业文化传播意义的综合评估
轮船招商局在近代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诸如航运业、公司制、官商关系等，但以往研究较少注意到该局在文化层面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此处的“文化”显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举凡新式航运、公司制建设，莫不包含文化的含义。这种文化，实际上就是推动近代国人在感受新的物质世界的同时，逐步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认知体系和价值理念。其明显标志和核心内涵，就是对于国内以科技文化为核心，以生产及业务文化为基础，以管理文化为实务的一种综合性的务实与竞争观念。其核心内涵就是工业文化。
轮船招商局对于中国近代工业文化的传播与带动作用，无疑是被低估的。倒是当事人可能对此有所体认，李鸿章在给盛宣怀的札文中说招商局“创中国千古未有之举”，或许可以看成是李鸿章对于招商局历史意义的自我言说。在李鸿章眼里，招商局的“战略”价值是多重的，其中心任务当然是挽回利权，与洋人进行“商战”，以推动国家富强。无论是进行“商战”，还是图谋“强国”，都不是一项单一的工作，而是个系统工程。要想理解招商局的创办在这个“系统工程”中的意义，“工业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传统中国历来重文轻武，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教化体系多重视心性修养，而轻忽实证研究，虽有“格物致知”的传统，但也不是为了探索事物本身，是为了明白人生“事理”。正如时人所言，“中国文章、诗赋、策论所以使人究心经籍，必读书明理，变化气质，始能就范，此根本之学”。此类教育所培养“人才”首先以“忠臣孝子”“道德楷模”为标准，而不在乎专业技能、实操水平。以致于虽然“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
重义轻利、重道轻技的教育法则，极大地影响了国人心智发展方向与价值判断标准。以后来成为现代产业领域重要概念的“机械”一词而言，在中国传统语汇中，长期被定义为“机诈”“投机”，直到20世纪初才完成语义的主体转换。外国的工业技术与产品，在很长时期被斥为“奇技淫巧”。这种尚“礼义”而轻“技巧”的文化传统，不仅是造成中国近代科技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而且阻碍了中西全面碰撞之后中国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榫接。
比起倭仁等守旧派官僚，同样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知道国家的出路在于变革，虽然其实际变革的程度有限，但在“开眼看世界”、转变国人文化心态方面确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知道，欲在与洋人的“商战”中挽回利权，堵塞“漏巵”，“惟有仍以西人之法争之”。他们发动的洋务运动，在国人工业文化观念转变及工业文化大众传播方面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在各洋务企业中，轮船招商局对于近代工业文化推广的意义在于其社会性。洋务军工企业固不必论，同时期创办的矿务、电报、纺织等类洋务民用企业因其属性所限，与社会的接触面非常有限。而招商局则是一个完全向社会“开放”的企业，各界民众谁都可以乘坐作为近代技术成果的新式轮船，从而对工业文明产生某种程度的印象与体认。虽然关于洋务运动初期招商局的乘客与用户尚无精确的数字统计，但从招商局在晚清时期的发展状况也不难反推出这种影响的扩展速度。
时人称，“中国自设局造船以来，日新月异，蒸蒸日上，船只日渐加多，规模日渐宏远”。招商局日渐发达，就意味着客户的不断增加，以宁、绍地区为例，民众“往来皆须浮海，昔日均附帆船，自有轮船便益于帆船，均已改附轮船。因往来者甚众，故招商局之轮船亦如西船，无次不皆满载，是其局之获利较之昔日之帆船不啻三倍”。而“招商局之船日盛一日”，对于以船舶和航运为主的特色工业文化的传播自然也“日盛一日”。
当然，也应看到，国人航运观念的改变也并非全因于轮船招商局，外国在华轮船公司在这方面的影响要领先的多，时人称：“发捻既平，论者谓轮船行走长江，人皆喜其便而且速，乐于趋附。”但轮船招商局提升了国人对于发展近代轮船的信心，正如《申报》早期评论所言：“自设招商局之后，华人之学驾轮船者日多……此犹华人之习西法用之于中国者也。”华人之所以“学驾驶轮船者日多”，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坐船者日多。
时人指出，“近年以来华人皆知中国能自造轮船，即其购自外洋者，亦莫不坚稳可恃。故搭船装货亦多愿坐中国所开之轮船。盖一则顾全大局，二则中国之船招呼者皆中国人，言语可通，饮食亦便，以故乐于乘坐”。除了客运，轮船招商局的主要业务还有货运，这也是其传播船舶工业文化的重要途径。
不过，也应注意到轮船招商局在传播近代工业文化方面的限度，一则在于企业发展也并非一直平顺，官商关系复杂、内部治理混乱与外部竞争激烈，给该局发展带来许多困扰，这些都是学界早已进行过深入讨论的问题。
企业发展的困境，不仅制约了经济效应，也影响文化传播效应。再则在于招商局自身的“工业文化”含量有限。郑观应早就注意到，西方的船政“有专门名家之学”，举凡船舶的制造与维修、驾驶与航行、经营与管理，均有系统的理论学习与实操训练，然后形成了全方面的以工业为基础、以科技为内涵、以教育为抓手的船舶文化体系。而在中国，虽然引进与使用船舶，但其研究能力、理论水平、人才储备、配套条件均远不如西方。
由于专业技术人才奇缺，本国工业制造能力不足，轮船采购与修理不得不借重于外人、外企，往往“糜费多金”，有时甚至“弄巧反拙”，有形与无形损失增加许多。总船主蔚霞拿着招商局的高薪，却“办事不认真”，而且营私舞弊，致使该局轮船维修质量大打折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该局虽然创办初期就自办铁工厂，“制造修理船只应用机器物件，统中国为最充足者”。但是，由于管理“未得其人”，以至“工程停落”，绩效不彰。后来不得不“将铁厂机器材料原价售去，并将厂屋租出，各船修理另招洋厂承办”。如此一来，“比之自修，尚觉合算”。此外，轮船招商局在协办晚清工矿产业方面，虽然多所作为，但相关企业也并未因为招商局的投资而发生巨大的改变。总体而言，晚清招商局无论是在推助中国工业发展还是传播工业文化方面，虽然有所作用，但其历史制约与时代局限也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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