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自到石屏的汽车票价
晋卿19827755524…… 45
@钮翰1785:蒙自到石屏怎么走? -
晋卿19827755524…… 蒙自到石屏高速公路过路费要60元左右
@钮翰1785:石屏到蒙自班车 -
晋卿19827755524…… 应该随时都有喃,两地不远的话就像蒙自到建水一样吧,买票就能坐到吧.
@钮翰1785:石屏到蒙自有几点的客车?
晋卿19827755524…… 早上八点,下午两点,六点,晚上九点半.
@钮翰1785:求从南宁到云南红河州石屏县的具体路线 和具体车费 -
晋卿19827755524…… 只有火车 K394 每天都有⒈趟 到昆明 价钱在240左右. 然后坐公交车到南部客运站 2块 然后到车站就可以买到直达石屏的车票 票价 88-90 坐4个小时就到了 途经 昆明-玉溪-通海-建水-石屏
@钮翰1785:乘汽车,蒙自县到石屏县多少时间?
晋卿19827755524…… 自己开车两个小时啊!
@钮翰1785:昆明到蒙自的汽车时刻表和票价 -
晋卿19827755524…… 好像早7点到晚7点都有· 依维柯走【弥勒】,时间5个小时左右,~好像70左右, 大巴走高速【玉溪-通海】大巴票价92吧,4个小时多点!大巴2班,1点40/3点40
@钮翰1785:蒙自西到石屏(4轴车)过路费多少钱? -
晋卿19827755524…… 蒙自西到石屏的过路费大概是40-50元左右.
@钮翰1785:从蒙自到玉溪班车是有几点车.票价是多少啊? -
晋卿19827755524…… 从蒙自到玉溪的班车8:30发车,玉溪到蒙自9:30发车,票价65元左右
@钮翰1785:从临沧市到红河州的石屏应该怎么走比较近?(坐客车) 有知道票价和行程时间的麻烦也告诉一声. 谢谢. -
晋卿19827755524…… 时间倒是不清楚,坐车的话你做到昆明就有到石屏的直达车了,做不到直达车也可以先到建水再到石屏.没有建水的做蒙自、个旧、开远车都可以,做到鸡街下车,然后转石屏车.
1949年12月9日夜10时,卢汉将军率领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驻守昆明附近的蒋军第八、二十六军不愿起义,在蒋军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的策动下,于12月16日进攻昆明,企图夺回云南省城。
双方激战至12月19日,为了保护昆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卢汉先后释放了被软禁的原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并请他们劝返各自部队。
李弥背信弃义,仍指示第8军进攻昆明。余程万则以老军长的身份,要求26军停止进攻,撤退到呈贡,再从呈贡撤退到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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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军离开后,第八军感到孤立无援,也于12月20日拂晓撤退进攻,昆明之围得以解决。
为了奖励第二十六军官兵,卢汉专门派人给师以上军官每人赠送黄金700两、白银1000两,并犒劳全军官兵宣威火腿3吨、银元5.2万元作为军饷。
第8军代军长曹天戈听说26军从卢汉手里夺了一笔金银火腿,羡慕不已。虽然被迫撤退,但他并不想造反,还想和卢汉谈一些条件,把被扣押在城内的一些人弄回来。
然而,曹天戈却无法出面。12月21日,5位师长(第3师田仲达、第42师石建中、第170师孙进贤、第237师李彬甫、导师李祯干)联名给卢汉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他们已撤离昆明,希望释放被扣押的高级军官,如如第八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原云南军管区参谋长柏天民、西南补给区第43补给区司令乐韶成等10余名将领,以及军师长的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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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元麟
这些将领中有些不是第8军的军官,名单显然是在台湾方面授意下制定的。
卢汉也看到这支部队的军长和师长们不愿意起义,他的态度仍然是必须通电宣布起义才能放人。
他们怎么能同意起义?放人的谈判搁浅了。但卢汉并没有让这些人难堪,除了柏天民、乐韶成仍关在监狱内,李弥的妻子龙惠玉、傅克军、柳元麟等人活动自由。
他们不甘心被困在昆明。1950年三四月间,新旧政权交接,他们花重金买了几个败类,搞到汽车和路条,从昆明经楚雄、保山、畹町镇,千里逃亡到缅甸。
柳元麟在缅甸集结逃缅部队残部,组成所谓“云南反共志愿军”并任总司令,长期在中缅边境作乱,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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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沾益机场等飞机赴台的李弥知道第8军已停止进攻昆明,估计解放军大部队几天后就会从贵州到达昆明,于是给大板桥的曹天戈发了一份急电。
李弥主张立即派孙进贤的170师北上,迅速占领距昆明600多公里的巧家,掩护全军向滇东北撤退,向西昌胡宗南残部靠拢。
曹天戈与参谋长、师长商议后认为,北撤至山穷水恶、人烟稀少的滇东北、滇康边界,并非上策。几万军队和大量的随军家属怎么养活?
而且,解放军一从四川、康滇、云南派兵包围,几万人就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他们认为事关重大,连夜派车将李弥从沾益接回大板桥,仔细商议。
经过反复讨论,李弥也觉得去滇东北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应迅速南下,经呈贡,经江川、通海,赶在卢汉起义部队与人民解放军会合前到达滇南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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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南温暖的气候,方便衣着单薄的官兵过冬。如果受到解放军压力,也可以向中缅、中越边境转移,像广西白崇禧的几个兵团一样逃往国外。
这种南逃的想法很快在第八军的指战员和师长中得到认同。曹天戈也失去了前几天攻打昆明的“英气”,当即决定分三纵队南下。
12月22日夜,几个纵队悄然出发。往南走的几条路,挤满了步兵、卡车、枪炮、战车,还有军官家属拖着孩子,往南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地迤逦南行。
农历十一月初,滇池水域雾蒙蒙,越来越冷,虽然不像北方那样严寒,但晚上也是风大霜冷。
只是这种大转移不同于战败后的仓促突破,可以从容行事。但官兵们的心情沉重而茫然,不知道这次撤退是福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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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情报不灵,当然不知道,当晚,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命令下,驰援昆明的第五兵团第18军54师162团和第16军侦察营,在毕节军分区司令员侯国祥的指挥下,从贵州毕节、威宁等地到达云南宣威。
第17军副政委戴润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率率49师146团和军事侦察营,分乘100余辆卡车,越过云贵边境的富源,将于第二天(12月23日)到达沾益、曲靖。
12月23日,第8军官兵终于得知解放军在南下途中已从贵州进入云南,迅速下令加快南逃。
但左纵队(田仲达三师及军部直属队)沿途遭到“边纵”二、六支队阻击,屡遭阻击,行动缓慢。
他们在仓促的战斗中急欲南逃,行李箱全部丢失,但仍被12月26日从贵州进入的解放军49师146团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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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法脱身,不得不停下来战斗。经过近10个小时的激战,被歼800余人,残部溃逃至鲁南、弥勒等地,狼狈不堪。
正当南逃的第8军、第26军人心惶惶之际,早已牢牢咬住敌人的解放军团突然停止追击,停在沾益、曲靖、罗平之间。
这让敌人大吃一惊,认为解放军长途奔袭太累,兵力单薄,无法单独深入,又减慢了逃跑速度,在石屏、建水、蒙自之间驻军观望形势,等待号令。
他们哪里知道,这种“打而不追”,是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下了一盘精彩的棋局。
刘邓首长采用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在陈赓指挥第4兵团插入敌后完成合围后才下令总攻,以免追击敌人过于紧密,将其驱向境外,难以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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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刘、邓见昆明之围已解,命令入滇的第五兵团几个部队停止追击。
同时向中央军委报告,命令留守广西的第四野战军38军114师、151师立即隐蔽挺进滇越边境,切断敌人逃越之路。
12月24日,两个师接到第13兵团的命令。12月27日,他们由38军副军长兼114师师长刘贤权率领,从广西那坡、云南富宁、文山向河口进发,开始了近1000公里的长途奔袭。
几天后,陈赓将军指挥的第4兵团先头部队--第13军4个团也从广西南宁出发。
第四兵团从1949年10月初开始连续两个多月起来,部队已经非常疲惫,急需休整。但考虑到卢汉起义后云南形势严峻,刘、邓决定提早入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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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师师长刘贤权
他俩明智地预见到,起义后,卢汉将军可能遭到顽固的第8军和第26军的夹击,力量微薄、战斗力不佳的起义部队将难以招架。
为保证起义后云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敌人蹂躏,解放军应尽快进入云南。
果然,仅仅几天后,从12月13日开始,昆明周边就爆发了战争。卢汉求救电报雪花飞舞。
从昆明传来的战况表明,力量微薄、武器简陋的起义部队已经陷入了濒临城破的危机之中。
当时,陈赓将军指挥的第四兵团三个军(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还散落在广西十万大山之中。
大的战役虽已结束,但清剿小散土匪的零星战斗仍在陆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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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白崇禧集团经营广西数十年,建立民团、保甲制度。当地顽固势力极其强大。解放时,一向与世隔绝的村民对中国共产党还不完全了解,容易被反动部队利用。
在一些地方,分散的部队和土匪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当地村民的支持,与解放军打游击。
陈赓司令员接到军委和二场首长的电报后,立即命令各军迅速集结兵力,接受新的作战任务。
第四兵团于1949年1月由陈赓将军指挥的第四纵队和秦基伟将军指挥的第九纵队组成。团以上指挥员都是经历过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的将领,善于打硬仗,指挥艺术高超。
在人民解放军中,陈赓将军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善战本领著称。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时,他名列十大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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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1926年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参加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红军将领,他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战斗和震惊全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担任干部团团长。
抗战时期,作为八路军六位旅长之一,他率领386旅深入华北敌后,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解放战争以来,他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4纵队和二野第4兵团,使在国民党阵营的黄埔同学不堪重负,先后歼灭了黄埔一期同学李铁军、黄维。
这一次,他所指挥的部队将消灭黄埔军校团长兵器教官汤尧、第二期学弟彭佐熙、第四期学弟曹天戈、李弥指挥的部队。有意思的是,陈赓还担任过曹天戈的区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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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命令第13军抽出4个团作为第一梯队,于1950年元旦从广西南宁出发,经田东、田阳、百色进入云南富宁、砚山,插入蒙自、开远等地。
第13军其他5个团担任第二梯队,随后跟进。
从广西百色到云南文山的大片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热带病在闷热干燥的气候中容易传播。由于山里浓雾弥漫、瘴气重,一直不利于行军作战。
但如今军情紧急,解放军顾不上路途险阻,疫病流行,决心排除万难,完成祖国大陆最后一次大规模追歼战。
出发前的12月31日,刘、邓遵照毛泽东指示,再次争取李弥、余程万。他们在广播里发表了“给李弥、余程万官兵的一封信”,向这些敌军将领和官兵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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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与逃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他们“赶快醒悟过来,派代表到昆明与卢汉主席联络”。
然而,第8军、第26军一直被顽固的曹天戈、彭佐熙控制,李弥、余程万也因不同原因未作积极回应。
给了最后的忠告,敌人还是不愿起义或投降,解放军只好进攻了!
从广西百色进入云南以来,只有崎岖的小道蜿蜒在山峦之间,行车困难。
陈赓命令四个团作为第一梯队全部轻装前进,留下迫击炮、重机枪、骡马和大件行李,交由后续部队运输。
敌人很可能在短短三百里的距离内逃往境外,但我军要迅速走完长达七倍之多的两千多里的路程,堵住他们面前的逃亡之路,当然是极其紧迫和艰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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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梯队的4个团从南宁出发后,由于军情吃紧,每日行程不断加快,从每天120里、150里增加到180里甚至220里。
鞋子磨破了,山野里也买不到。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补鞋,就光着脚走路。就连师长和团长也是赤脚走路。
集结在开远、蒙自、建水、石屏四县的敌八、二十六军数万人,把红河北岸的小三角洲挤得水泄不通,几乎稍大的城镇和村庄都布满了人马。
卢汉将军起义后,这些地方政府官员有的弃职逃亡,有的不愿配合这些部队而躲藏起来。
军队自行收粮筹款,闯入寻常百姓家掠夺抢掠。本就贫困的各族群众更是苦不堪言。
蒙自地处滇中湖盆南缘,地势比周边几个县略平。这里有一座抗战时期修建的军用机场,前几天被卢汉将军派来的飞机炸瘫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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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盆地
如今,李弥和曹天戈调兵遣将、抓捕民工,夜以继日地抢修跑道。
台湾方面还派出大批空军地勤人员,加强蒙自机场管理,恢复与台湾的航空运输联系
看到银白色的飞机不断起降,卸下一箱箱枪支弹药、银元军装,这些士气低落的部队又兴奋起来,觉得靠台湾的援助还能再撑一段时间。
他们也知道卢汉的起义部队没有力量进攻,所以并不害怕。贵州的解放军部队大部分都去了四川,沾益、曲靖的解放军兵力有限,不可能给他们歼灭战的打击。
他们最担心的是远在南宁的陈赓兵团三个军,这三个军都是精锐之师,人数众多,战斗力很强。一旦进攻就像泰山压顶一般,他们是绝对受不了的。
但据他们计算,从南宁到滇南两千里,沿途都是山。按每日行军六十里计算,最快也要走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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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尧
如何利用这段时间扩充训练军队,作出新的安排,是李弥、汤尧、曹天戈、彭佐熙等人每天都在讨论、难以一锤定音的事情。
他们只能以开远、蒙自为中心向东设置弧形警戒线,阻止解放军进攻。
他们也知道,解放军一旦来了,以这种简单设防、士气低落的军队,势不可挡,上策就是赶紧跑。
汤尧主张带着这两支大军回滇西,渡过澜沧江、怒江,再凭借横断山脉的险阻据守。
云南的雨季从5月初开始,河水上涨,船只中断,解放军难以渡河。秋后的国际形势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变化,然后这批残军可以再图进退。
12月中旬进攻昆明前,他们向台湾发电报表示,攻占昆明后,必要时应西渡怒江,以便筹划长期作战。当时蒋介石想让他们长期占领昆明,但他没有批准。现在看来可以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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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戈同意了汤尧的计划,李弥却不愿意放弃红河两岸现有的地盘。他认为,既然退到了滇南,就不用再出远门,部队也经不起第二次远行的拖累。
滇南一带还遍布高山、险阻,是个进可攻退、守可守的好地方。太早放弃是很可惜的。
尤其是这几天,李弥以“云南省主席”和云南人的双重身份,积极笼络一些地方反动官僚、恶霸地主,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物。
当时,红河两岸的地主和反动土司纷纷成立“反共自卫队”。比如哀牢山深处夹撒街的李润之,就是一个拥有2000人枪的土豪。
高级将领对撤守意见不一,举棋不定,只好向台北汇报。蒋介石见在这些人中难以产生权威,准备派参谋长顾祝同指挥协调这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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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
顾祝同自飞离成都后,知道西南的情况早已不可为。他更清楚滇南两支部队的实力,是近几年拼凑出来的,并不是精锐之师,远不如成都的那几个兵团。
能打仗的兵团司令李文,带了七个军五万人,三天就全部被歼。滇南那些残军能干什么?只是他不敢在刚愎自用的蒋介石面前明说而已。
现在他怎么敢轻易来滇南?他的妻子到处哭诉:丈夫年老体弱,怎么在那个“蛮荒之地”指挥战斗?
其实,顾祝同当年才56岁,在国军上层还是很活跃的!
蒋介石在顾祝同的推荐下,欲改派钱大钧、韩德勤。他们也借口生病而推辞了。
蒋介石急于了解蒙自的真实情况,只好派国防部第三司副司长周云帆、空军第一军区副司令员易国瑞于1950年1月2日前往蒙自,了解军情,协调各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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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蒙自召开军事会议,但意见仍难以统一。
彭佐熙生怕余程万卷土重来。趁着台湾来人,在会上痛哭流涕,指控余程万勾结卢汉阻止他攻占昆明。否则,他也不会沦落到退守小小的蒙自。
周云帆和易国瑞官阶不高,难以决定,只好将这些情况电告台湾。
顾祝同向蒋介石请示后,通知李弥、汤尧,并护送早已失去自由的余程万(余程万离开昆明后劝导二十六军起义,遭到代理军长彭佐熙反对,彭佐熙下令软禁余程万),于1月5日飞往台湾“述职”。
抵达台北当晚,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召见了李弥、汤尧、余程万。
汤尧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过去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更没有被蒋介石单独召见过。他混迹军界只靠安徽同乡照顾,在那些不能掌握兵权的闲散岗位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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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由于汤尧力主攻打昆明,他从一群败将中脱颖而出,蒋介石对他另眼相看,连连称赞,这让汤尧受宠若惊。
蒋介石对李弥、余程万两位黄埔学生不满意,怒责他们放弃革命军人本分,轻易落入卢汉的圈套,使卢汉得以顺利发动“兵变”,差点送走两个军。
他已收到彭佐熙的电报,彭在电报中指控余程万20项罪行。他对余程万更加反感,但又不立即发作。他只是盯着一脸惊慌失措的余程万,冷冷地问:“卢汉给了你多少钱?”
余程万难堪不已,只好回复:“5万银元。”
蒋介石嘲讽地说:“我给了卢汉很多钱,为什么只给你这一点点呢?我知道卢汉终究会造反的,你可以多拿他几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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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顾祝同、李弥、汤尧都听得出来,这是在斥责余程万被卢汉用钱收买。余程万吓得手足无措,生怕蒋介石一变脸就把他拉出来枪决。
近一年来,已有多名军政官员因“通共”或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处决,如浙江省主席陈仪、蒋军后勤总部中将视察员张权等人。蒋介石一翻脸,那些高级将领就有生命危险。
汤尧很自豪。前两个月,他在昆明、沾益、曲靖等地像丧家之犬一样到处奔波,很难为陆军总部找到一个住处。
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天里,他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得到了提拔,并被蒋介石亲自召见。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虽然只飞了几个小时就到了台北,但他已从老朋友那里得知,退居台湾孤岛一隅的国民党军政精英们,还像过去在大陆一样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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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大陆身居高位、手握军权的政要,如行政院长何应钦、国防部长白崇禧、京沪杭驻军总司令汤恩伯、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等,都因丢失大陆的罪名而备受冷落。
还有一些官员对东北会战、徐州会战的失败负有直接责任,如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等人,更不敢承担战败的罪责,逃往港澳或国外,不敢来台湾。
如今,东南行政长官、台湾省主席陈诚大权在握。这个一向深受蒋介石宠爱、善于在蒋介石军中设置派系的人,甚至变本加厉任用私人,陈诚派系在台湾安身立命的可能性相当大。
就连行政院这样重要的机构也被拒绝迁往台湾,以至于阎锡山一度想把他的行政院迁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在异国他乡定居下来。
汤尧心想:那些党国大佬如昨日黄花,我却从没有兵权的幕僚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同时兼任新成立的第八兵团司令,真是乱世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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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知道,这都是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赞助的。
其实,顾祝同并不看重汤尧的军事才能,但现在没有人敢去内地,只好用汤尧来顶替他在云南的位置,免得他掉进那个危险的地方。
于是,汤尧当着朋友的面说:“好吧!大势已去,大官都怕死,党国忠臣让我来当吧!”其实我心里暗暗喜欢。
他飞抵台北后,1月6日晚到圆山饭店会见白崇禧时,告诉白崇禧:“听说总统要我当兵团司令,保卫西南。”
白崇禧说:“太好了!赶快干吧,如果不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连个班长你都当不成,兵权只让他的徒子徒孙掌握,你怎么能有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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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系地方势力首领白崇禧一向反蒋,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但现在他的几支桂系部队已经逃入越南,蒋介石暂时对他以礼相待。
当那些部队全部被越南法军解除武装后,白崇禧立即被软禁,更不允许离开台湾岛,蒋介石还时刻准备杀害他。
1950年1月9日上午,汤尧应顾祝同、萧毅肃之约,就两个军在云南的部署问题进行了密谈。
搞派系,拉山头,互相猜忌,这是国民党的旧式作风。虽然都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但在用人上还是离不开这个基础。
蒋介石已决定将余程万扣押在台湾,又因余程万而视二十六军全军为异己。
顾祝同说:“既然余程万靠不住,不如把第二十六军飞到台湾,留下武器,再扩军。另外胡宗南还有一些军校学生,你可以尽快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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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干部、有装备、有经费,还有半个云南的土地、1000多万人口,只要招到壮丁,就能死守。”
顾祝同是一位从排长一步步晋升为参谋长、从军38年的高级将领。他不知道建立一支新军有多难吗?从组建新军到训练新兵,没个一两年时间能搞得掂?
现在,解放军迅速入滇,战事将至,却要运走一支人数众多、战斗力比第八军更强的部队。这怎么算上策?
不过,他为官的原则始终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当蒋介石叫他消灭不可靠的第二十六军时,他毫不含糊地照办。
汤尧担心失去二十六军后,滇南兵力太少,抵挡不住解放军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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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狡猾地说:“善用兵者,就是以少胜多,否则再多的兵也阻挡不了共产党。再说,你实在支持不了,就允许你退到国外去。”
顾祝同很清楚汤尧是什么水平。他虽然毕业于保定军校,但从未指挥过一个师、一个团。
他只是在训练总监部、陆军本部、国防部参事室等单位以高级参谋、参谋长的身份担任混日子。
蒋军不是没有善战的人,鼎盛时期还拥有800万大军,但他们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属于无名小卒的汤尧,能称得上是“善战”者吗?
然而,此时顾祝同只想尽快执行蒋介石的旨意,便抛开做人的道德和军人的责任感,不惜用花言巧语欺骗汤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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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尧也知道这是“最高领袖”的意思,不能违抗。他只是担心自己与第八军没有历史关系,缺乏亲信作为骨干,他不能指挥,就说:“叫李弥来指挥不好吗?部队又是他的。”
顾祝同怕汤尧推辞,只好悄悄告诉他:“李弥是吴奇伟的妹夫,和卢汉很亲近,现在两人都叛逃了,李弥也有过不稳定的表现,所以总裁认为重用他不合适。”
广东籍国民党将领吴奇伟曾任第4军军长、第6战区副司令长官、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等职。1949年参加“民革”,策动粤东起义。全国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汤尧这次鼓动部队进攻昆明时,正是利用了第8军与第26军原有的矛盾从中周旋。
这两个军的军师长面对共同的敌人,表明对他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副总司令十分敬重,这一切他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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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26军没了,他担心失去平衡第8军的力量,又会成为丧家之犬。
他不得不实话实说:“二十六军一旦空运台湾,剩下的就只有李弥的势力了。他也是云南人,在土司领导和地方势力中颇有威望,如果安排他负责的话,确实比我强得多。”
顾祝同干脆说:“这是总统的旨意,他还是要做他的主席,军权交给你。”
汤尧并不是真的想摆脱陆军副总司令兼兵团司令员的显赫职位。此时,他一再故意拒绝,只是想弄清上级的意图,希望蒋介石给予他明确的支持。
汤尧见此目的已达,便不再退让,准备回滇南做一把陆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兵团司令的官瘾。
他想,在蒋军里,几十年的屈辱他都是忍气吞声。不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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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时来运转,何必错过这次机会呢?况且顾祝同已明确表示,如果支持不下去,可以退居国外。那时,只要跑快点就行了。
汤尧等人在台期间,蒋介石指示伪国防部命令第二十六军立即空运台湾整训。武器、弹药、装备、马匹、车辆等装备全部移交给第8军,防御由第8军取代。
这个近乎缴械的做法,在蒋介石军队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命令来了,第二十六军一片混乱,军长师长怨声载道,怒气冲冲,怀疑蒋介石有意消灭他们。
前几天因状告余程万被嘉奖的彭佐熙,此时不知所措:余程万不靠谱,我彭佐熙和整个26军都不能相信吗?
这是哪个共谍搞的鬼?一纸电报就要拆散几万大军。手无寸铁的弟兄去台湾能干什么?说解散就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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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26军是1947年5月由原驻守云南的93师扩编而成。下级官兵多为云南人,不少外省军官的妻子也是云南人。他们依恋故土,怎愿漂泊陌生的台湾?
消息一出,有的要求遣散,有的干脆开小差。顿时军心涣散,处于瓦解状态。
就连第8军的许多军官也充满了疑虑。他们认为,当解放军即将进攻时,即使两军都出动,也难以招架,现在只剩下一军了。这是哪家兵法?
第8军之前在准海战役中被消灭,后来李弥又去云南招募新兵,人数和战斗力远不及训练有素的第26军。
台湾方面把人数少、装备差的军队独自留在云南,势单力薄。怎么能打败人民解放军?
第8军官兵不认为运走26军是对他们的信任,而是怀疑是蒋介石有意保存强大的第26军,抛弃不能打仗的第8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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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抱怨说:俞济时在那支部队里当后台呀!这是好的做酒,坏的做醋。我们被留在云南,成了孤儿,没人管!
26军高级将领不甘心被解除武装,连续电告台湾国防部请求撤回命令,均被一一严词拒绝。出于无奈,他们只好听从命令,驱车前往蒙自等待登机。
城外空旷整洁的机场,一下子成了逃难的码头。不听指挥的士兵到处乱窜,随军家属哭诉叹息。
第26军在解放军到达之前就这样自行瓦解了!而第8军似乎被“加强”了,但也是人心浮动、怨声载道,哪里有战心!
1月14日,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随李弥、汤尧(余程万被押台北)飞赴蒙自,正式宣布汤尧为第八兵团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副军长兼军长,孙进贤所在的170师升格为第九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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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有两个军,但实际上那支军队的人数还是一样的。
曹天戈见到顾祝同后,如实报告了因26军空运而对8军造成的负面影响。
顾祝同知道这样做不妥,也不敢改,因为这是蒋介石的决定。他只是敷衍地说:“胡宗南的军队即将开往云南,等他们到了,力量就大了!”
退守西昌的胡宗南到底有多少人枪,他也没有说清楚。
胡宗南从海南岛飞回西昌后,虽尽全力收编散乱残部,但仅有5000余人,包括收反动土司队伍在内,也不足1万人。他能跨越千山万水去配合汤尧和曹天戈吗?
曹天戈虽然不相信胡宗南的“远水”,但在蒋介石给他发来亲笔信,要求他“为党为国,忠诚到底”,并奖励5000银元后,他不得不服从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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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顾祝同主持召开了由李弥、汤尧、曹天戈及各军、师长参加的军事会议。
会议刚开到一半,有人急匆匆地向他们报告,解放军已从广西进入云南,文山、麻栗坡等地已被占领。
与会的军官们都很惊讶。他们怎么来得这么快?他们既紧张又怀疑。
为了稳定军心,汤尧还在掩人耳目,说:那些不过是一些“土共”(按:指“边纵”游击队)。那些破枪你们怕什么?
顾祝同还故作镇定地指着军用地图,亲自丈量了从南宁到蒙自的远距离,并告诉军师长:
“共军陈赓兵团刚打完两广战役,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怎么能这么快来到蒙自?他们不是神兵,不要慌,大家一起好好谋划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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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也知道,解放军主力迟早要来,所以要做好防御。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他们迅速作出了以蒙自为中心的防御部署,严格控制和保护机场。如战败,撤退至元江西岸,利用元江天险,控制滇南思茅、普洱地区。
如果在元江前线再遭挫败,就撤退到车里、佛海、南谯(今勐海县),依托中缅边境打游击。
他们把防御观点放在滇南的思普、车佛南地区,这里不仅山陡路陡,而且没有道路,不利于解放军大部队行军。还红河、把边江、澜沧江等湍急河流的红河。
特别是思茅、南峤在抗战时期修建了小型军用机场,稍加修缮即可起降军机,并与台湾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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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次军事会议的决定,曹天戈作出了具体的防御部署,命令孙进贤所在的第9军(即170师)迅速进入开原,接替第26军的防御。
田仲达所在的3师前往蒙自、个旧等地维修铁路。
李彬甫所在的237师向红河南岸的蔓耗、蛮板渡口进发,保护26军修筑的两座浮桥,以便一旦在蒙自失守来不及离开,就可以过红河经锦屏逃往越南。
石建中所在的第四十二师驻守在蒙自以东的明九地区,李正干的导师则留在昆明附近的呈贡,监视卢汉的部队。
他们情报不灵,又掉以轻心。这个三角防御体系侧重于东部方向。万万没想到,解放军四个团突然从他们的后方出现在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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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担心李弥妨碍汤尧、曹天戈指挥第8军,让他一同飞往西昌。
李弥见军权被剥夺,难以再发号施令。他颇为不满和无奈,只好在第二天(1月15日)下午2点与顾祝同乘飞机前往西昌。他没有想到因祸得福,这次飞行使他免于沦为阶下囚。
汤尧估计,从1950年元旦算起,解放军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到达。但解放军14天行程1000公里,提前半个月到达蒙自外围。
解放军与蒋军激战至2月19日。除第8、26军1500人逃往缅甸外,其余2.7万人全部歼灭。汤尧、曹天戈被俘,彭佐熙只身逃往越南,1954年才返回台湾。
汤尧被俘后,见到了昔日的黄埔一期学生陈赓,陈赓笑问:“请师长长,学生这一招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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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尧佩服地回答:“我原以为你会从东边攻过来,没想到是从南面包抄,老师自愧不如啊。”
李弥逃回台湾后的,还挂着“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的虚衔。
1950年5月,蒋介石从各种渠道得知,有一批从云南逃出去的军队,在中缅、泰缅边境作战,人枪不少,还很得势,当时泰缅政府也奈何不了他们。
蒋介石很兴奋,估计是第8军残部,就命令李弥化装成商人,从台湾经香港、泰国潜入中缅边境丛林中,与残军联系上。
1951年1月,李弥曾纠集当时在境外编成的杂牌武装8000余人,攻进滇西南边地的沧源、耿马、双江、澜沧、西盟等城镇和乡村,颇有旗开得胜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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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了解,解放军是主动撤离,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他们还错以为“反攻大陆”有望。
当台湾方面连续向他们空投武器装备和军事人员,鼓励他们趁势攻下保山、思茅、昆明之时,解放军在6月下旬用6个步兵团分路合击。
这些残军哪里抵抗得住,稍一接触,就被歼灭549人。
不过这一年多,他们生活在中缅边界的原始老林,每个人都有一手钻老林爬大山滚陡坡逃逸的绝技,赶紧利用地形作掩护逃回缅甸。
李弥后来又计划过几次对边境的袭扰,都没有成事,只能在中缅泰边境的丛林中艰难地生存。
过了几年、他见反攻无望,只好于1954年颓丧地只身返回台湾,1973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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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程万在1950年1月间去台湾后,即被蒋介石关押在台北,他的老上级、原74军军长俞济时为他求情,余程万才走出监狱,过了几个月飞往香港与家人团聚。
在香港,余程万利用卢汉送给他的钱财,开米店、杂货店、当铺,并进军建筑行业,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
如今香港中环核心地带的万宜大厦正是余程万筹建的,这是香港第一座有手扶电梯的建筑。
余程万经商积累的巨额财富,被歹人觊觎。
1955年8月27日晚11时,余程万从九龙带货款回家,一进门就被3名歹徒劫持,警察闻讯赶来围捕,歹徒把他绑架作为人质。在匪警枪战中,余程万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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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程万遇难地——元朗华苑
但也有人说,此事是蒋介石策划的,台湾特务以抢劫为名刺杀余程万,目的是报复他率26军撤攻昆明的义举。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这个在抗战时期的常德保卫战中,曾勇敢拼杀过的将领,在昆明起义后,虽然愿意回第26军去说服部队起义,但兵权已失,也就失去了作用,晚年死得不明不白,悲惨的命运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