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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清晨，即解放军二野第3兵团攻取重庆之际，蒋介石父子乘“中美”号专机逃离山城，于当日上午飞抵成都。

在蒋介石的秘密计划中，成都是其在大陆直接指挥残兵败将负隅顽抗的最后一站。

11月30日下午，稍事休息的蒋介石便在黄埔楼内召见了张群、熊克武、王陵基、刘文辉、邓锡侯等人。

他一见众人，便懊丧地说：“重庆已经失陷，那里现在成了一片废墟。我们离开时，西南特区（军统局西南特区）的爆破组，正在对重要目标实施爆破。绝不能给共产党留下有用的东西！”

听着国民党总裁的这番开场白，各位文武大员们面面相觑，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张群反应快：“总裁此次只身赴渝，统筹西南防卫作战，以至于身陷危境，令岳军（张群的字）和诸位同僚们心急如焚啊！”

蒋介石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不失时机地敲边鼓：“在重庆，总裁呕心沥血，倍极辛劳，已经有3昼夜未能入眠。”

“算啦、算啦，不谈这个了。”蒋介石也觉得没趣，问道：“时局艰难，诸位对军事上还有什么高见？”

话题一出，会客室里又沉寂下来了。在坐的文武大员们，都已经与蒋介石打了20多年交道，深知此公遇事善独断专行又城府极深，所以，准备先观观风向、探探口气再作主张。

见无人说话，老蒋只好亲自点将了。他瞥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问道：“自乾兄（刘文辉字自乾），你是四川的老人，这个保卫乡土与父老，还有党国的复兴基地，你都有什么考虑啊？”

在四川实力派军阀中，刘文辉与蒋介石的矛盾最深，老蒋多次准备搞掉刘文辉，但都没有遂愿。

蒋介石深知：此人是心腹之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此，他首先询问刘文辉，决定探一探口气。

“总裁此次来蓉，全面主持军国大计，使我们有了主心骨。自乾决心在领袖的英明领导之下，拚死一战，捍卫党国的复兴基地！”

刘文辉清楚老蒋问话的弦外之音，并且也打定了起义的主意。不过，此时此刻，他以一句看似轰轰烈烈实则轻描淡写的话，便不动声色地将蒋介石给推托过去了。

刘文辉回完话后，几位大员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各抒己见了。有的说：

“依目前形势而言，川东不保，门户洞开，我们还是以保存实力为主，节节退守云南，联络印缅，伺机反攻。"

“应该完全放弃西南，将现有的部队全部撤到台湾，确保台湾的安全，待力量充足后再从容反攻。”

“不要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嘛！我国军目前仍有40万大军在四川，仅川西就有20万。以我之见，还是应该集中各部人马固守川西为好。”

说此话的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他刚放完炮，蒋介石便微微点了点头，明显地对这位主战派的看法表示了赞许。

于是，其他人也不便再说什么撤退的意见了，大家言不由衷地敷衍着“固守川西”的话题。

其实，关于“固守川西”的军事方案，早在重庆“陷落”的前两天，蒋介石就已经形成腹案了。

原来，自从川东防线被突破，解放军抵近重庆外围之时，蒋介石已经感觉到他的所谓固守西南“反共基地”的战略破产。

怎么办呢？解放军的攻势锐不可挡，可是，马上把部队撤到台湾，放弃大陆，蒋介石又心中不忍。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他几个月前曾否定过的胡宗南、宋希濂两人提岀过的计划，即把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撤往西昌。假如西昌不保，再向西退至滇缅边境地区。

总之，只要自己还有兵马在西南，就证明国民党势力仍在大陆存在。

在筹划向西昌撤退的过程中，蒋介石准备采取下面三个步骤：

第一，对自己嫡系部队——胡宗南部，让其全部撤往西昌，以保存实力，同共产党长期周旋。

第二，对于目前尚驻守在川西平原的非嫡系部队以及一些从川东败下阵来的残余部队，则利用其与解放军纠缠，以掩护胡宗南的部队在川康边界从容部署。

第三，在胡宗南主力部队西撤之前，彻底解决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实力派的兵权，改编其部队，消除肘腋之患。

这是一个秘密的，一举三得的计划，既能保住自己的嫡系部队，又能解决刘文辉等四川实力派武装，还能在西昌重建复兴基地。

为了完成这一石三鸟的计划，从飞抵成都的第二天开 始，蒋介石就在北校场内的黄埔楼，分别传见各方面的人员。以各种不同的面孔，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做足“川西决战”的表面文章。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召见了胡宗南部主力——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你这个部队过去打得很好，官兵都很勇敢，这种精神要保持下去。现在敌人很猖狂，其实没有什么，完全是我们高级将领不争气，腐化堕落。”

蒋介石说了这一番话，李振还是没有弄明白校长究竟要说什么。

“下一步行动，你们要向西昌集中。西昌是我们最后的复兴基地，这个地方很重要。你到了那里，要据险坚守，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直到这时，李振方才明白：胡宗南部保卫成都是假，退往西昌是真。所谓川西决战，只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

当天深夜，在乘车返回部队驻地的归途中，李振思前想后，百感交集。

若是在一两年前，蒋介石的“特别召见”，或许能使他受宠若惊。但此时，他却怎么也激动不起来了。

眼下的局面，已经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猬集西南的近百万部队，已被解放军歼灭过半。而剩下的残兵败将呢，又彼此尔虞我诈，离心离德。

更有甚者，身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无力挽回这一败涂地的战事，一味只靠说大话骗人。

这种将无斗志、兵无士气的局面，何以能挽回颓势？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反攻复国”的想法，只不过是痴人梦语罢了，目前，最最紧迫的问题是：自己该怎么办？部队该怎么办？

其实，并非仅仅只是一个18兵团司令官在考虑前途问题，残留于西南地区的各级国民党军政官员们，都在考虑岀路问题。

因为，在最后的失败到来之前，那些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都可以乘飞机一跑了之，而这些统兵作战的军官们，这些国民党政权的中下级官员们，他们无路可逃。

因此，绝境中，这些人开始各寻门路，准备转向人民阵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末日，已呈现出墙倒众人推的局面。

12月上旬的成都，仿佛就是一个被汤水浇了的蚂蚁窝。国民党政权最后残留下来的那些“衙门”机关，什么“行政院”、“国防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四川省政府”“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等等，全部集中于成都。

而那些“府、部、院”的闲差大员们，为了弄到一张飞往台湾的飞机票，大打岀手，你争我夺，整日大吵大闹，把个成都搅得天翻地覆。于是，关于飞机票的官司，终于打到老蒋那里去了。

原来，自打伪行政院从重庆迁到成都后，其主要职能已经改为分配飞机票了。

伪行政院长阎锡山，每天的繁忙政务，就是主持分配飞往台湾的机票。可是，无奈飞机太少，急于逃命的官员太多，这供需矛盾霎时急剧增大。

每天，都有数百位什么国代、立委、部长、次长、司长等包围着阎锡山，大吵大闹，搞得这位在当家理财方面颇有些名声的“阎老西”也不堪应付。

最后，这股高级“难民”潮终于从伪行政院冲向了飞机场。只要有一架飞机落地，就有成百上千人拥向飞机去抢夺座位。有时，为了一个座位，几个官员撕打成一片，直到打得头破血流……

“置党国体面于不顾，这样的人，给我立即就地正法！”蒋介石听着阎锡山的报告，额头上青筋暴起，拍着桌子说。

为了制止这种混乱局面，蒋介石不得不亲自来处理逃 往台湾的飞机问题。

12月4日上午，蒋介石召来了空军司令周至柔、副司令王叔铭，成都警备司令盛文，以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下令空军开办客运，紧急输送由蓉飞台人员。又在凤凰山机场准备6架运输机，负责运送中央军校的学生。

其实，哪有什么飞机在凤凰山机场，这只不过是老蒋为了稳住中央军校的学生所放出的风罢了。

他不愿意13年前西安的那一幕在成都重演。所以，他虚晃一招，意在让这些年轻人为自己坚持到最后一刻。

次日，陷身于繁杂事务之中的蒋介石，决定摆脱一切烦恼的公务，专注精神来完成一件他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阅兵，检阅陆军学校的全体官兵。

12月5日上午，阅兵式在成都北校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操场举行。蒋介石要为他的学生们再鼓一次劲，当然，他也意识到，这是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阅兵了。

哪知，这最后一次的阅兵，居然出现了令蒋介石难堪的场面。

上午9时半，蒋介石在张群、王陵基等人陪同下，来到了大 操场。检阅台，就设在操场南端正中的中正台上。为了装点一下气氛，校长张耀明命人将操场周围插上了彩旗。

9时45分，蒋介石在众人陪同下，登上了检阅台。此时，操场内的学员们，已经排成了整齐的方队，等待着“领袖”的检阅，多少呈现出热烈的情绪。

只是老天不作脸，阴沉沉的天空，浓云密布，连日的阴雨，操场上显得泥泞肮脏，遍地都是水洼洼的。

10时整，检阅开始。首先举行升旗仪式。在“三民主义，吾 党所宗”的乐声中，一面青天白日旗在全场人员众目注视之下，慢慢地由旗杆下部升起，缓缓地向空中爬去。

也许因为 阴雨生锈的关系，也许是有人暗中安排，旗杆顶头的滑轮显得特别吃力，在吱吱呀呀的呻吟声中，仿佛是再也载不动这旗帜了。

为了在乐声结束之前将旗帜升至顶端，升旗的士兵不由得加大了拽拉的力度……

突然，啪的一声，牵引滑轮的绳子断了。那面刚刚升至旗杆 三分之二处的旗子，连同滑轮与绳索，一块掉了下来，落在了泥水之中。

沉默了几分钟后，在检阅总指挥张耀明的安排下，学生们七 手八脚地放倒旗杆，重新装好滑轮，使升旗仪式得以完成。

这一突发“事件”，给原本还算热烈的检阅仪式泼了一盆凉水， 触景生情，众人的心目中陡然生出许多惆怅。

在阴郁的气氛中，蒋介石开始发表讲话了。由于受到升旗“事件”的刺激，加上几个月来军事惨败的打击，他在说了 “同学们”几句话后，一时语塞，嘶哑的嗓子干咳了几声，一副难以名状的样子，讲不下去了。

好在主持检阅仪式的张耀明善于应变，他请示蒋介石后，迅 速改变了程序，开始了阅兵式；

稍停片刻后，蒋介石走下检阅台，在军校校长陪同下，依次检阅各个学员方队。

在检阅过程中，蒋 介石逐个地同方队中的师生一一握手，大有惜别之情，使得一些学生感动得声泪俱下。

就在检阅仪式结束这天晚上，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军校为学生们放映了电影《文天祥》。这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大陆上的最 后一次电影晚会，此时此刻，蒋介石安排放映这一影片，其目的不言自明。

第二天，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开始执行拟定的撤离计划。军校的全体学员，除了校长张耀明亲自率领第2总队担负警卫蒋介石任务外，其余各学生总队和直属部队开始转移，向西开往云南的保山、腾冲一带，准备在滇缅边境地区建立所谓的“游击根据地”。

安抚完学生们之后，蒋介石又投入到所谓“川西会战”的计划中去。

对于蒋介石的居心，刘文辉、邓锡侯等西南实力派将领早有提防。同时，解放军挥戈西指，客观形势也容不得他们再作观望。

1949年底，当人民解放军向祖国的大西南进军时，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二野首长在指挥部队对国民党军实施军事打击的同时，充分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以求迅速、彻底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

11月21日，就在二野主力突破国民党“西南防线”并向纵深展开进攻时，刘邓首长以布告的形式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岀了四项忠告。

这个通过张贴和无线电广播广为传播的文件，号召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停止抵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

刘邓的布告犹如一颗射向敌人营垒的重磅炮弹，在西南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员中引起了强烈的震荡。

除少数受蒋介石恩宠的国民党军队嫡系将领和政府官员，抱定死心塌地追随蒋介石的决心外，其它大多数非嫡系部队将领，尤其是那些西南地方实力派将领，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出路。

眼下，在岌岌可危的成都，正聚集着为摆脱蒋介石政权而联合起来的3位西南实力派将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 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

早在二野进军西南之前，根据中央的指示，刘邓首长便派岀了大批人员，潜入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之中，进行瓦解敌军、组织起义的工作。

其中，策动起义工作的重点，便是在四川境内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

1949年10月中旬，即二野发起西南战役的前夕，党中央通过驻刘文辉部代表王少春，告知刘文辉：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书写自己的历史。

11月中旬，在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西南防线”已经崩溃，“陪都”危在旦夕。刘文辉通过王少春向我党发电报，请求迅速起义，拿下成都，为二野大军献礼。

毛主席阅罢，提笔回复：自乾兄，起义时机，拟在解放军逼近成都附近时为宜。如过早起义，易遭胡宗南部的袭击，24军（刘文辉直接控制的部队）和95军（邓锡侯控制部队）、235师（潘文华儿子控制的部队）无法与之对抗。

你们三人起义后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军，牵制和堵截胡宗南部向西康方向逃窜的退路，并以牵制和扰轧的方法，阻止其占领西康，以待解放军到达。

一开始刘文辉有点不理解，为何毛主席不给早点起义呢，后来刘文辉才恍然大悟：11月中旬成都附近虽然国民党军不多，但随着秦岭和川东防线的崩溃，大批国民党军很可能会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内涌到成都附近。

如过早起义，刘、潘、邓3人掌握的7个师必然无法阻挡蜂拥而至的国民党军，在我军主力到达前就被消灭殆尽，达不到拦截胡宗南集团撤往西昌的最佳效果。

11月30日，解放军二野第3兵团部队攻克重庆，蒋介石带着他的一干文武大员们仓皇逃到了成都。蒋介石的到来，加剧了成都的紧张气氛。

就在蒋介石飞抵成都的当天下午，他便在北校场内黄埔楼召 见刘文辉等国民党军将领，一方面鼓吹“川西决战”，另一方面则频频试探刘文辉等人的口气。

12月1日上午，蒋介石突然通知刘文辉，要到刘宅回访。半个小时后，大批的国民党宪兵，封锁了从北校场到玉沙街刘公馆的各大街小巷。

保密局的特务、侍从室的警卫，布满了刘公馆的各个角落，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对刘公馆进行了认真的“安全检査”。

原来，老奸巨滑的蒋介石，早就风闻刘文辉“通共”，只是苦于证据不足。这次，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亲临刘宅，一是恩威并施，胁迫刘文辉在“川西会战”中为其卖命；二是通过登门拜访，观察一下刘文辉的动静。

在拜访过程中，蒋介石问道：“自乾兄，这次川西会战，你看这个仗应该怎样个打法？”

刘文辉应付道：“委员长总揽全局，我们都是一偏之见，你看怎么安排好，我们就怎么办。”

蒋介石碰了个软钉子，便又转弯抹角地说：“此次川西决战， 是党国捍卫西南基地的关键一仗。目前，胡宗南的几个主力兵团已经在川西集结，加上川、康方面的其它力量，一定能够挫败共军的攻势。”

话说到此，刘文辉方明白老蒋是要调他的第24军参加会战， 于是，便装聋作哑，不吭气。

蒋介石见话不投机，只好告辞。

但是，蒋介石在对付异己力量方面，他也有不少高明的手段。 从玉沙街刘公馆回到北校场后，蒋介石叫来了张群，两人密谋商量了对付刘文辉等人的策略。

第二天下午，张群以川籍人士的身份，来到玉沙街刘宅拜会 刘文辉，两人就本省的“前途”问题“闲谈”起来。

张群是有备而去，便首先提出了四个问题：（一）蒋介石是否应复“总统”职位？（二）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是否非换不可？（三）川西会战应该如何筹划？（四）四川方面的部队，在会战中应该如何同胡宗南配合？

张群话音未落，刘文辉便知其来意：所谓“闲谈气前三个问题不过是陪衬而已，真正实质性的问题是第四个，即刘文辉的24军和邓锡侯95军、潘文华235师参加“川西会战”问题。

于是，刘文辉决定采取“拖”的策略：“岳军兄，你是四川的老人，知道蒋先生的脾气，我们地方人士，不好对中央的事说三道四，妄加评议。”

张群一笑，知道对方是在推诿，便宽慰道：“自乾老弟，你太多虑了。中央和蒋先生历来对你们十分信任，至于以前的那些个误会，完全是有人从中挑拨离间。何况，眼下大敌当前，我们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啊！”

刘文辉不好再推脱，沉吟片刻后表示：“蒋总裁应不应该恢复职务，要看国际上有没有必要，王陵基当不当省主席，中央可能有自己的考虑，至于川西会战问题，方针大计，还是蒋先生自己定为好。”

“自乾兄，你那个24军还是可以的， 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蒋总裁觉得可以派上大用场了。”

“你知道，24军散处康、宁、雅三方，纵横数千里，翻山越岭，徒步行军，非有一两个月集中不起来，怕的是远水难救近火。”

整个一下午，张群的说项尤如隔靴搔痒，无法挠到点子上。而刘文辉呢，若即若离，虚虚实实，让张群摸不清底牌。结果，除了真正的闲扯而外，张群无功而返。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2月3日，张群又突然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刘文辉、邓锡侯即刻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共同筹划川西作战事宜。为了免除诸公的后顾之忧，空军安排了飞机，先将家眷送往台湾。

蒋介石果然步步紧逼。刘文辉、邓锡侯、熊克武等人经过合计，认为：目前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还是一推二拖。

于是，当天下午，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又去回了张群的 话：“我已经约了他们几位当面转达了岳军先生的话，可是，他们都表示有困难啊！”

张群追问道：“他们有何困难？许多府院大员为了搞到一张飞机票，恨不得打破脑壳！总裁对你们关怀倍至，你们意下如何？”

邓汉祥解释道：“熊先生表示坚决不去，说他自从广州虎门（指熊克武率川军到广东支持北伐时，在广州虎门被蒋介石缴械）被关闭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负任何责任，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连居住也不自由，言之泪下。”

张群问道：“那么，刘自乾、邓晋康又是啥子态度？"

邓汉祥说：“刘自乾说：他的老婆有嗜好，到了台湾多有不便，还是不去为好！邓晋康只有一个小老婆，平时连牛市口都没有去过，把她送到台湾，岂不是开玩笑？至于我，到了台湾，又增加你的麻烦。你给我找一张飞机票，我到香港住在我女儿家里比较省事。”

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理由。邓汉祥一席话，说得张群也无言以对。

稍停片刻后，张群似又不甘心地说：“刘自乾太太不能去，他的儿子总可以去吧，那就让他儿子去！”

果不其然，蒋介石死死盯住的是刘文辉，至于其他人，只不 过是陪衬。张群提出的“儿子”方案，又让刘文辉以儿子在西康掌握军务，短时间难以分身为由搪塞过去了。

于是，软的不成，硬的便来了。

12月5日下午，张群来电话约刘文辉到军政长官公署一一励 志社，说有事情商量。刘文辉估计不会有什么好事情，但又不能不去，于是，便约邓汉祥一道前往，好有个回旋的余地。

张群见到刘文辉后，劈头就问：“刘自乾！三番五次找你，你推五推六的，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要同共产党拚。万一拚不过，就去西康当喇嘛。这两天，听说共产党军队已从玉树西进， 看来这条路也走不通了。现在，只有跟共产党拚到底！”

刘文辉正“慷慨陈词”之际，突然电话铃响了，张群赶忙去 接电话。对方声音很小，听不清内容，只见张群毕恭毕敬地应答着“来了，来了！是，是！”便放下了电话。

看这情形，刘文辉判 断肯定是蒋介石打来的，而且，十有八九同扣押自己有关。于是，他压抑住紧张的心情，故作镇静地问道：“岳军兄，这几天东路的情况怎么样？”

张群声色俱厉地喝道：“你不要问东路西路的，先问问你自己怎么样？”

于是，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顶起牛来。

这时，在一旁观战的邓汉祥急忙岀来打圆场：“二位，我岀个主意，先约请胡宗南、墨三（顾祝同）和自乾、晋康商定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再请蒋先生下命令，一切都水到渠成。”

张群无心置答，拿起电话便要胡宗南。看那神情，似乎是马 上准备以合署办公为名，把刘文辉交胡宗南看管起来才罢休。

幸而机会凑巧，胡宗南外出未归，张群又一时找不岀立即扣押刘文辉的理由，只好改变主意说：“等我和胡宗南约好时间，再通知你们开会

从励志社出来，刘文辉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心里叹道：好险啊，差点就走不脱！

为了应付下一回合，刘文辉、邓汉祥二人 直趋邓锡侯家，商讨如何办。

三人商议的结果：（一）开会地点必须设在玉沙街刘宅，这样可保万无一失。（二）会议中态度一定要和蔼，方法可灵活一些，只要把这些瘟神送出门就行。

商议妥当后，再由邓汉祥向张群请示，看他是否同意开会地点定在刘文辉公馆？

这边，张群接到邓汉祥的报告后，斟酌再三，担心逼刘文辉 过紧再生出变故来。于是，同意在刘文辉家召开会议。

就在张群同刘文辉斗法之际，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希曾来 到潘文华公馆，送上一张飞机票，并当面传达总裁旨意：希望潘副长官明日飞往海南岛。

潘文华在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刘文辉、邓锡侯商量后，于同日前往灌县，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

12月5日晚7时，刘文辉在公馆大摆筵席，邀请在成都的国 民党重要军政官员。应邀前来赴“宴”的人有：张群、顾祝同、胡宗南、肖毅肃、王陵基、王缴绪和邓锡侯等。满桌的美味佳肴、杯盘碟盏，掩盖不住双方间紧张的气氛，彼此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张群方面，由肖毅肃首先发难：“根据情报，晋康兄命令所部集中在广汉、新都一带，阻止胡长官部西进；刘自公的部 队，亦破坏了邛崃大桥，不让胡长官部队通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初闻此言，刘文辉、邓锡侯两人均大吃一惊。的确，为了配 合解放军进攻，他们把部队都集结到成都至雅安公路沿线，并准备炸毁邛崃大桥，以阻止胡宗南部退往西康。

但是，计划还未实施，肖毅肃怎么会知道呢？事到如今，只有一口否认，反正桥还没炸，先混过今晚再说。

顿时，刘文辉作岀一脸惊诧的样子，两眼盯着肖毅肃说：“老兄，说话要有证据！你凭什么诬我要炸邛崃大桥，我们到总裁那里评理去！”

邓锡侯则在一旁理直气壮地敲边鼓：“诸位，不要中了人家的离间计啊！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前往调查。假如属实，我们愿向总裁请罪！”

张群一看这招没有治住刘、邓二人，再加上手头的确没有证 据，便只好作罢，岀来打圆场道：“算了，算了，诸位不要意气用事。我们还是先让肖副总长介绍一下川西会战计划吧。”

接着，肖毅肃拿岀一份标有作战部署的地图，在上面指指点 点，连说带比。末了，在一旁的顾祝同又征询刘文辉的意见：“自公，你看这样部署行不行？”

刘文辉一本正经地答道：“行是行，可惜我和晋康的部队太少了。要不然，光我们两个的部队，就能够担负得起这项重任，何劳诸公！"

胡宗南一听此言，马上插嘴道：“自乾兄，你不要灰心，我的40万部队交给你去指挥，你尽可放手大干！”

听完胡宗南这番话，刘文辉“嘿、嘿”冷笑两声，说道：“胡 先生真会开玩笑。你的部队好是好，兵强马壮，可是，我刘自乾哪里指挥得动？”

张群率一干人来刘宅，原是准备逼刘文辉就范，研究合署办 公的。不曾想过了一个多小时了，还在原地兜圈子，便拉下脸来追问刘文辉：“谈了这么久还没有得出结论，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刘文辉就料到张群会来这一手，所以有所准备，不慌不忙地 应答道：“岳军兄，这还用得着我说吗？事实在那儿摆着，你们自己猜也能猜得到：我刘文辉是革命对象，人家共产党会放过我吗？”

张群听了此话，便在刘文辉肩上一拍，说道：“自乾今晚说的是心里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要同舟共济，好生为之！这样吧，你和胡长官商量一下，尽快合署办公，共赴国难。”

至此，一场鸿门宴方告结束。然而，等待刘文辉、邓锡侯二 人的，是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刘文辉重新制定了起义方案，计划等解放军兵临成都城下时，再宣布起义，截断胡宗南集团退往西康的道路。

因此，12月初以 来，刘文辉、邓锡侯滞留成都，使出浑身的解数，与蒋介石、张群和胡宗南等人周旋。

然而，蒋介石仿佛洞悉到了这一切，他紧锣密鼓般安排部署， 设置罗网，步步向刘文辉等人逼来。

12月7日上午，邓锡侯来到玉沙街刘公馆，他给刘文辉带来 一个重要消息：胡宗南手下的亲信将领盛文，已被蒋介石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胡宗南部很快便要接管成都城防。

这个消息意味着一个严峻的事实：胡宗南部全面接管城防，刘文辉、邓锡侯 将面临着被软禁或控制的危险。

果然，上午9时左右，刘文辉接到蒋介石侍从室打来的电话，告知：下午4时，蒋介石约刘到北校场谈话。见此情况，邓锡侯立刻打电话回家询问，家里人说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随后，经过进一步的打探证实，蒋介石下午召见谈话的人只有两个，即刘文辉、邓锡侯。

于是，刘、邓二人综合分析了几天来的种种迹象，判断当天下午的召见必定是凶多吉少。

如果二人如约前往，很可能会遭到蒋介石的扣押，或者被逼参加对抗解放军的作战。

鉴于境况如此险恶，刘文辉、邓锡侯感到无法再与蒋介石周 旋下去了，于是，遂决定秘密潜出成都，彻底摆脱蒋介石的魔掌。

当下，两人商定：午后1时，分别从家里动身，经北门岀城，在郊外城隍庙会合，然后，经崇义桥向西北的彭县前进。

从当时的态势看，刘文辉、邓锡侯二人要想岀城，也只有西 北方向一条出路了。原来，胡宗南部退踞川西后，将部队部署在成都的东面和北面，因此，这两个方向胡部军队猬集，根本无法通过。

而如果要西走雅安，王陵基的部队又驻扎在邛崃、大邑一 线，没有通过的可能。

唯一可走的，只有西北这个方向。因为，在西北方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尚未控制，且出城不远，便是邓锡侯的部下之防区，可以自由进出。

另外，彭县离成都距离不远，地理位置亦十分重要，在此地筹划起义工作，既便于掌握联络川西地方武装，又便于向蒋介石的部队展开防御部署。

两个人打定主意后，约定了在城外城隍庙会合时间，便分头 行动。

辞别刘公馆后，邓锡侯急速返回家里，带上他的猎枪，叫来 了两名副官，一块坐上吉普车向成都北门驶去。在城门口，顺利地通过了宪兵的岗哨。

到达城隍庙后，邓锡侯扛着猎枪穿过小巷来到庙后的坝上，做出一付打鸟的姿势，等待刘文辉。

就在邓锡侯离开后，刘文辉便十分紧张地准备起来。他先将 自己的家眷打发岀门，秘密安顿在城里安全之处。然后，携带上电台和文件，在两名随从护送下，乘汽车向北门开去。

来到城门附近，刘文辉见门口戒备森严，还有宪兵、特务在盘査，恐生变故。于是，便下车从左侧城墙的一个豁口翻了出去。由两名随从搀扶而行，终于来到了约定地点同邓锡侯会合。

当天下午，二人便到达了成都通往彭县的崇义桥。在此地，刘文辉通过携带的电台通知雅安，按既定计划准备行动。同时，还命令驻成都武侯祠的24军守卫部队准备战斗。

为了应付蒋系部队的突然袭击，邓锡侯与第95军军长黄隐商定了军事部署：命令126师驻广汉部队移至彭县，命令驻灌县的225师进入战斗准备。

12月11日，各方人士聚会彭县龙兴寺，通电表态，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并号召其他部队起义，并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胡宗南得知刘文辉、邓锡侯与潘文华发出了起义通电。立即下令所属有关各部进行镇压。

根据胡宗南的命令，盛文第3军调动约6个团的兵力，于12月14日清晨1时左右，在坦克与大炮的掩护下，分头向驻武侯祠的刘文辉部董旭坤团与驻华兴街的邓锡侯部秦述观营发动进攻。

在武侯祠，经一整天的战斗，董旭坤团除少数人逃走外，其余覆没。在华兴街，未经战斗，秦述观营主动撤退。

1949年12月16日，胡宗南又打电话给驻郫县的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要他们率部向驻彭县、灌县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部进攻。

但此时罗广文、陈克非早已失去斗志，正在暗中与解放军及刘、邓、潘联络起义。因此，他们对胡宗南的命令，都以各种理由拖延，拒不执行，而且将胡的命令报告给刘文辉等人，要他们作好准备。

胡宗南在命令陈克非、罗广文两兵团向彭县、灌县的刘文辉、邓锡侯等部进攻时，又同时令所部配合四川省政府王陵基的保安团，兵分两路，向雅安的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军部及第一三七师进攻。

一路，由胡部警卫师的7个营与王陵基部的7个保安团，沿成雅公路，经双流、新津，向邛崃进击。同时，胡部第六十五军一部，也由崇庆向邛崃前进。

防守在新津、邛崃的刘文辉部被迫撤至邛崃山区进行游击。12月17日夜，胡军进至百丈关附近，与刘文辉部战斗。12月19日，王陵基部抄了刘文辉在大邑的庄园。

就在这时，西进的解放军二野部队第12军赶到成雅公路，协同刘文辉部防守，胡宗南部被迫后撤。

胡宗南进攻雅安的另一路部队，由夹江、丹陵，向刘文辉部防守的洪雅城进逼。双方于12月17日正在丹陵一线进行战斗时，解放军第十二军部队赶到，与刘文辉部协同作战。胡宗南部随之撤退。刘文辉部即回师雅安。

当胡宗南指挥所部镇压刘文辉、邓锡侯部时，在成都城外的整个川西平原上，形势急转直下。解放军按计划分数路向成都地区包抄疾进。

从重庆西进的解放军二野第三兵团陈锡联部，其11军于12月15日先后占领简阳、遂宁，向新津、双流推进；第12军直插到成都以西，攻占邛崃、大邑，与刘文辉起义部队会师，截断了胡宗南部西退雅安的通道。

从贵州入川的解放军二野第五兵团杨勇部等，于12月17日占领眉山，切断了胡宗南部从成都，经乐山，南退西昌的通道，12月19日当晚，该部进至成都新津河对岸，与胡宗南部隔河炮战。

在北线的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七军，在贺龙、周士第指挥下，在12月20日占领梓潼，21日占领绵阳、巴中、江油一线，进抵成都之北外围。

至此，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全部陷入解放军重围之中，成为瓮中之鳖。

刘文辉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不由得赞叹道：我晚起义一个月，兜住了胡宗南数十万大军，毛主席真是太高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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